历史现场
北京城郊，范公文肃墓前，石人石马默然肃立，碑文历经风雨，字迹已略显斑驳。几个寒暑交替，草木几度枯荣，世间早已换了人间。
这一年，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个身着寻常青衫、年约三旬的士人，在墓前静立良久。他名叫顾图河，是江南一位颇有才名的学子，此番北上游历，特意寻来此地。他看着墓碑上“开国辅运耆宿·范文肃公”的字样，神色复杂，既有好奇，也有几分江南士子固有的审视。
“先生，”他对着守墓的范家老仆拱了拱手，语气谦和，“晚生来自江南，久闻文肃公大名，心中有些疑惑，不知当问不当问？”
老仆须发皆白，眼神浑浊却透着历经世事的通透，他看了看这儒雅的读书人，缓缓道：“公子但问无妨，老朽在此守墓多年，见过不少像公子这般的人。”
顾图河沉吟片刻，道：“世人皆言，文肃公乃大清开国文臣之首，定制度，收人心，功莫大焉。然晚生读史，亦知当年扬州、嘉定旧事，更闻‘剃发易服’之令下，江南泣血。文肃公既为汉人，又居高位，于此……于此惨烈之事，竟无一言谏阻乎？其心中，究竟如何作想？是功是过，晚生实在困惑。”
老仆闻言，并未直接回答，他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拂去墓碑底座上的几片落叶，仿佛在拂去历史的尘埃。他望着远方天际舒卷的流云，声音苍老而平静：
“公子的问题，老朽回答不了。老朽只是个看墓人，只知道，老太爷晚年常独自在此处徘徊。有时他会说，‘这天下，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明朝的方子已经不管用了，需要下一剂猛药，甚至……换一副骨架。药虽猛，过程虽痛，但或能活命。’有时，他看着南方，又会喃喃自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愚忠，还是大勇？顺势而为，是明智，还是变节？这其中的界限，谁又能说得清呢……’”
老仆转过头，看着顾图河：“老太爷还说过一句话，‘我们都身处洪流之中，有人想逆流而上，粉身碎骨；有人想顺势而下，却不知前方是深渊还是大海。我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让这船，行得稳一些，让船上的人，少受些颠簸。’至于功过……老太爷自己都说，留与后人评说吧。”
顾图河默然。老仆的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却让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中，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的灵魂。那不是史书上扁平的“开国元勋”或“武臣”标签所能概括的。
时光继续流逝，朝代再次更迭。
乾隆年间，天下承平日久，史馆繁修《贰臣传》。乾隆帝以严苛的道德标准，将明末清初投降的官员分为甲、乙两编，范文程因其早期主动投效且功勋卓着，虽被录入，但位列甲编，算是“优等”，史笔之下，对其功绩多有记述，却也隐含微词，点明其“不能死节”。
然而，在另一部官修巨着《八旗通志》以及后来的《清史稿》中，范文程的形象则光辉许多，被描绘成“定鼎中原，运筹帷幄，堪比汉之萧曹”的股肱之臣。官方话语体系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尺度。
到了晚清，国势衰微，革命党起。章太炎等激烈排满的革命家，在其着述中，则将范文程等人斥为“汉奸始祖”，将其作为激励民众推翻清廷的反面教材。时代的需要，再次扭曲和重塑着历史人物的面孔。
及至现代，历史研究愈发客观深入。学者们摆脱了单纯的道德评判，开始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范文程。他们分析他在后金封建化、清朝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探讨其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满汉融合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其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局限性与争议性。
一本权威的《清史》教材中，如此写道：“范文程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辅佐清朝完成统一，其制定的各项制度为清朝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然而，其作为亦带有鲜明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其个人命运与明清鼎革的复杂性与悲剧性紧密相连。”
历史的评价，如同一条蜿蜒的长河，在不同河段，因视角不同，呈现出迥异的风景。
那一年，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站在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范文程墓前，他的手中拿着一本翻旧的《清实录》。他不再是来寻求一个简单的“忠奸”答案，而是试图理解那段复杂的历史，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在巨大的变革面前，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以及他们行动背后错综复杂的动机。
风过松林，涛声阵阵，仿佛无数往圣先贤、历史过客的低语。功过是非，已融入这苍茫大地，留与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不断地思索、探讨、言说。
而这，或许就是历史永恒的魅力所在。
（全书终）历史的回响永不停歇，每一个时代都在与过去对话。范文程的故事结束了，但关于历史、民族、选择与责任的思考，却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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