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一天天长大，那条“六尺巷”的故事，也随着他的年岁增长，在他心中从一个小小的典故，逐渐变成了家族精神的丰碑和为人处世的准则。
张英虽然远在京城，但他对子女的教育从未松懈。他的家书，就是连接京城与桐城，传递学问与品德的桥梁。这些信，可不是简单的嘘寒问暖，往往厚厚一叠，里面既有对时政的独到见解（当然是能对家人说的部分），也有读书治学的心得，更多的，是教导儿子们如何立身处世。
有一次，张英在信中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论让”，核心就是围绕“六尺巷”展开。他写道：“自古只闻‘忍’字高，‘忍’字头上一把刀。但‘让’字更在‘忍’字之上。忍，或许心中还有不平之气，只是强行压下；而让，则是心胸开阔，主动谦退，心中平和，不以为意。与人相处，若能常存一个‘让’字，则纷争可息，怨怼可消，家宅可宁，邻里可睦。”
这封信，张廷玉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前铺开纸笔，试图临摹父亲那沉稳劲健的字迹，更是在一笔一划中，咀嚼、消化着“让”字的深意。他仿佛看到，父亲在波谲云诡的京城官场中，正是凭借着这种“让”的智慧，规避了多少明枪暗箭，团结了多少同僚僚属。
“原来，退一步，并非懦弱，而是更强大的自信和更远大的谋略。”少年张廷玉在心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认知，深刻地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事风格。
当然，张家的家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引导，更有极其严格甚至堪称苛刻的日常规矩。
每天天不亮，公鸡刚刚打鸣，张廷玉和兄弟们就必须起床。洗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向母亲请安，然后整齐地坐在书房里，开始晨读。朗朗的读书声，是张家大宅清晨最动听的音乐。
白天在私塾里，先生要求极其严格，四书五经必须熟读成诵，文章策论更要反复推敲。放学回来，也并非就是玩耍的时间。晚饭后，往往还有“家庭作业”——或是练习书法，或是试作诗词，或是阅读史书。
张英夫人周氏，虽然心疼儿子，但在学业督促上，也绝不放松。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你父亲在京城，为朝廷兢兢业业，他的名声，就是咱们张家的脸面。你们做儿子的，若不能在学问品行上有所成就，如何对得起你父亲的辛劳？如何对得起桐城张氏这块牌子？”
在这种氛围下，张廷玉兄弟几人，形成了一种既亲密又竞争的关系。大哥张廷瓒，年纪稍长，性格更为持重，是弟弟们的榜样；张廷玉则聪慧敏捷，学业上一路领先；下面的弟弟们也不甘示弱，个个憋着一股劲儿，生怕落后。
兄弟之间，偶尔也会为了某个书中的观点，或者某篇文章的写法，争得面红耳赤。但这种争论，始终控制在学问探讨的范围内，从未伤及感情。因为他们骨子里都刻着父亲的那条家训——“让”。在真正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总会有人先退一步。
有一次，张廷玉写了一篇自认为非常精彩的文章，兴冲冲地拿去给大哥张廷瓒看。张廷瓒仔细读后，却指出了几处用典的不妥和逻辑的瑕疵。张廷玉当时年轻气盛，有些不服气，辩解了几句。张廷瓒没有与他继续争论，只是淡淡地说：“二弟才思，为兄一向佩服。此文气象已足，只是父亲常教导我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再细细推敲一番，或许能有更佳之选。”
说完，大哥便起身离开了。
张廷玉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大哥指出的那几处地方，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心中的那点不服气，渐渐被惭愧取代。他提起笔，静下心来，重新修改文章。第二天，他主动找到大哥，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疏漏，并展示了修改后的文章。张廷瓒看了，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如此，便更见功力了。”
这件事让张廷玉更深切地体会到，“让”不是无原则的退缩，而是在真理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接纳他人的正确意见。这种家庭内部的“让”，培养的是谦逊和自省的能力。
除了读书，张家的子弟还被要求关心家务，了解民间疾苦。张英在信中也常提道：“须知稼穑之艰难，方知黎民之疾苦。将来若能为官，切不可做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庸官。”
因此，张廷玉偶尔也会在家仆的带领下，到自家的田庄上去看看，观察农夫们如何插秧、锄草、收割。他看着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农人，看着他们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面庞，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种接地气的教育，让他日后为官时，在制定政策、处理政务时，总能多一份对底层百姓的体恤和理解。
时光就在这朗朗书声、兄弟切磋和家训熏陶中悄然流逝。张廷玉的学问日益精进，文章写得越发老练，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被打磨得愈发沉稳、缜密。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凭借“神童”之名被人夸赞的孩子，而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品行、心性都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青年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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