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雍正朝的朝堂，如同一台被皇帝亲自驱动、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而在这台机器的核心，有两根最为关键的支柱：一根是汉臣张廷玉，另一根，则是满臣鄂尔泰。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与张廷玉的科举正途、词臣出身不同，他走的是满洲贵族传统的“萌生”入仕之路，早年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后来外放地方，在江苏、云南等地任封疆大吏，以作风强硬、手腕老辣、政绩卓着而闻名。尤其是他在西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设流官，为朝廷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立下赫赫功勋。
雍正帝需要平衡满汉，也需要不同类型的干才。于是，鄂尔泰被召回京城，授予要职，很快也进入了军机处，成为与张廷玉并列的军机大臣。
这两位雍正朝最顶尖的臣子，就像冰与火，风格迥异。
张廷玉是“冰”，内敛、沉静、缜密。他终日埋首于文山书海，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案头工作之上，通过笔墨和规章来贯彻皇帝的意志。他像一位技艺超群的内科圣手，于无声处调理着帝国的经脉。
鄂尔泰则是“火”，外露、刚毅、果决。他有着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实际事务，作风雷厉风行。他更像一位擅长外科手术的名医，敢于对帝国的痼疾下猛药，动刀子。
起初，两人尚能相安无事，各司其职。张廷玉主要负责中枢机要文书和决策参谋，鄂尔泰则更多地倚重其经验，在具体政务，尤其是涉及边疆、吏治整顿等事务上提供意见。雍正帝也很乐于看到这种互补的局面。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位高权重，门下自然聚集了一批依附的官员。张廷玉因其学问、地位和沉稳作风，被许多汉官，尤其是科举出身的官员视为领袖和楷模，无形中形成了“张党”的雏形。而鄂尔泰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又立有实打实的军功政绩，自然也吸引了一批满官和务实派的追随者，被视为“鄂党”的核心。
两派之间，起初或许只是政见和处事风格的不同，但逐渐演变成了微妙的竞争和摩擦。
有一次，在军机处讨论一个关于漕运改革的方案。方案主要由张廷玉麾下一个精通水利的汉官门生提出，引经据典，条陈清晰，考虑周全。
鄂尔泰听完，却皱了皱眉，直言不讳地说：“此策看似完美，但未免过于纸上谈兵。漕运牵扯沿河上下百万民生、无数胥吏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依我看，当先选一两个河段试行，看看底下人会玩出什么花样，再图推广。否则，一旦全面铺开，必生事端！”
他的话，带着一股来自实践经验的底气，也带着一丝对“书生之见”的不以为然。
张廷玉坐在一旁，面色平静，并未直接反驳，只是缓缓道：“鄂大人所言，老成持重，试行之法确更稳妥。然漕运弊病已久，朝廷岁耗巨万，若不能大刀阔斧，恐难见实效。具体细则，可再详加斟酌，力求既除积弊，亦免震荡。”
他的话，既肯定了鄂尔泰的谨慎，又坚持了改革的必要性，滴水不漏，但立场分明。
类似这样的分歧，在政务处理中时有发生。张廷玉一系更注重制度的完善和文本的严谨，鄂尔泰一系则更强调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地方的复杂性。两人在皇帝面前虽然都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但私下里，两派门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和暗中较劲，却渐渐多了起来。
某地出一个肥缺，张党的人会极力推荐某位“清廉有文名”的汉官，而鄂党的人则会力挺某位“干练晓事”的满官或汉军旗官员。双方在吏部、在皇帝面前，明里暗里地角力。
雍正帝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利用这种竞争来平衡朝局，避免任何一方坐大，威胁皇权；另一方面，他也对结党深恶痛绝。他曾多次下旨申饬朋党之弊，甚至写过着名的《朋党论》告诫臣工。
有一次，雍正帝特意将张廷玉和鄂尔泰一同召到御前，意味深长地说：“尔二人，皆是朕之股肱，朕视如一体。望尔等同心同德，共襄政理。若因门户之见，互相倾轧，则非社稷之福，亦负朕之深恩。”
两人闻言，连忙跪倒在地，口称“不敢”，“定当谨遵圣训”。
从养心殿出来，张廷玉与鄂尔泰对视一眼，彼此拱了拱手，脸上都挂着公式化的微笑，但眼神深处，却都藏着一丝难以融化的坚冰。
张廷玉回到府中，心中更是警醒。他知道，皇帝这是在敲打他们。他与鄂尔泰，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不能演变成势同水火的党争。否则，第一个不容他们的，就是龙椅上的皇帝。
他更加严格地约束门下官员，告诫他们务必以公事为重，不得妄议鄂尔泰一系的是非。但他也明白，这种因背景、风格、利益交织而成的竞争格局，一旦形成，便难以彻底消除。它将成为雍正朝中后期政坛一个持续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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