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命大臣”这一章，标志着张廷玉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极其微妙且高风险的新阶段。
首先，顾命大臣的身份是张廷玉权力和荣誉的终极体现，但也使其陷入了“功高震主”的经典困境。在帝制时代，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或新君，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一种临时性分割。随着新君年龄和能力的增长，收回权力、甚至清算顾命大臣，是常见的政治规律。张廷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内心的警惕与日俱增。
其次，乾隆帝与雍正帝在统治风格和用人观念上存在显着差异。雍正帝讲究“苛严”、“高效”，需要张廷玉这样埋头苦干的“工具型”能臣；而乾隆帝志向宏大，兼具满汉文化，更倾向于“乾纲独断”，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人事班底。因此，他对前朝老臣的尊重，更多是一种过渡期的策略和政治姿态。张廷玉的谨慎和谦卑，固然能暂时维持表面和谐，却无法改变其“前朝遗产”的根本属性。
从权力结构看，张廷玉与鄂尔泰并立为顾命大臣，使得雍正朝后期的满汉平衡格局在乾隆初年得以延续。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它依赖于新君的驾驭。乾隆帝显然不希望长期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权臣集团，他必然会寻求打破这种平衡，将权力彻底收归己手。
此时张廷玉的处境，可谓外荣内危。他享受着人臣极致的尊荣，却失去了雍正帝那样绝对信任的靠山；他试图以更加恭顺的姿态服务于新君，但其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力，就已经构成了对新君独揽大权的潜在障碍。那道关于“配享太庙”的先帝遗命，此刻已不再是单纯的荣耀，更像是一道悬在他与新君关系之上的符咒，其兑现过程，必将充满变数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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