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乾隆帝的统治风格与雍正帝形成鲜明对比，这直接动摇了张廷玉的权力基础。雍正朝的“效率优先”和“务实主义”，为张廷玉这类业务型官僚提供了最佳舞台；而乾隆朝初期强调“宽严相济”、“重视礼制”和“乾纲独断”，使得张廷玉的核心竞争力（高效、缜密）相对贬值，其“工具性”价值下降。新君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必然要逐步摆脱对前朝老臣的依赖。
其次，张廷玉的应对策略体现了其一贯的谨慎与敏锐。他迅速识别出新君执政风格的变化以及自身处境的微妙，并立即调整行为模式，从“积极参与”转向“恭顺守成”。这是一种明智的自我保护策略，旨在避免成为新君立威的靶子。然而，这种被动防守的姿态，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权力的拓展，其影响力自然随之衰减。
从政治生态看，乾隆帝有意打破雍正后期张、鄂并立的二元权力结构。他通过“兼听则明”的方式，将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使两位顾命大臣从“决策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高级顾问”。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权力驾驭术，旨在预防权臣的出现。
然而，对于张廷玉个人而言，这种变化是致命的。他毕生追求的“配享太庙”的荣誉，其兑现的希望，完全系于新君对先帝遗命的尊重程度。当他自身的实际权力和不可或缺性下降时，他去争取这一荣誉的底气也随之减弱。此时的张廷玉，已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越是强调先帝遗命，可能越引发新君反感；但若不去争取，则毕生追求的最高荣誉可能付诸东流。这为他晚年悲剧性的执着，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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