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事任免权的博弈是君臣权力矛盾的核心体现。乾隆帝通过驳回张廷玉拟定的人员名单,明确宣示了最高人事权的归属,这是新君巩固权力的必然步骤。其“爱护人才”、“恐难服众”的理由,政治正确且无懈可击,使得张廷玉即便心知肚明其深层含义,也无从辩驳,只能接受。这显示出乾隆帝高超的政治手腕,远非简单的强硬,而是善于运用“名正言顺”的规则来达到目的。
其次,张廷玉的反应再次凸显了其“忍”与“退”的生存哲学。面对皇帝的质疑和权力的侵蚀,他没有任何形式的抗争或辩解,而是立刻、彻底地退让。这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和公开冲突,保全了自身暂时的体面和安全。然而,这种一味退让,也客观上加速了其权力的流失过程,并可能让皇帝认为其软弱可欺。
从乾隆帝的角度看,其行为并非单纯的猜忌,更多是出于构建自身绝对权威的需要。一个过于强大、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前朝首辅,是年轻君主亲政道路上的天然障碍。打压和削弱张廷玉,是乾隆帝实现“乾纲独断”的必经之路。他扶持新进官员,既是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也是为了在朝堂上引入新的制衡力量,打破张、鄂等老臣长期营造的权力生态。
此时的张廷玉,其政治判断力开始受到个人情感的干扰。对先帝的怀念与对当下处境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对“配享太庙”这一终极荣誉可能落空的恐惧,开始压倒他一生奉行的“谨慎持重”。这为他下一步不理智的、近乎“乞求”的行为,铺垫了心理基础。裂痕已生,信任不再,而他最看重的东西,正变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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