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冬天，北京城格外寒冷。凛冽的北风呼啸着刮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卷起地下的残雪，打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湖广总督衙门的官舍里，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林则徐心头的凝重。他刚刚接到来自京城的密友书信，知道朝堂之上关于禁烟的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放下书信，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那封措辞激烈的奏折已经呈递御前，这无异于一场豪赌，赌的是皇帝的决心，更是国家的命运。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整齐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高亢的宣呼：“圣——旨——到——！湖广总督林则徐接旨！”
来了！林则徐心中一凛，整了整官袍，快步走出房门，在庭院中面北跪倒。宣旨太监展开明黄色的绢帛，用特有的腔调朗声宣读。当听到“兹特授尔为钦差大臣，关防一体，驰驿前往广东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时，尽管早有预料，林则徐的心还是猛地沉了一下，随即又被一股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
“钦差大臣”！这意味着皇帝赋予了他先斩后奏、权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可以调动广东一切军政资源。但这权力不是荣耀，是烫手的山芋，是压向肩头的千钧重担。他要去的地方，是鸦片流毒的源头，是中外势力交织碰撞的漩涡中心，是帝国最敏感、最危险的火山口。
接旨谢恩后，林则徐回到书房，久久沉默。夫人郑淑端端着茶进来，看着丈夫紧锁的眉头，担忧地问：“此去广东，祸福难料，夫君……”
林则徐握住夫人的手，目光坚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此行事关国运，皇上以此重任相托，则徐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是刀山火海，也要去闯一闯。”
他没有太多时间准备。陛辞（向皇帝辞行）时，道光皇帝殷切又忧虑的神情还历历在目。离京那天，天色未明，送行的同僚寥寥无几。大多数官员对这份“美差”避之唯恐不及，谁都知道，此事成则青史留名，败则身败名裂，甚至可能成为朝廷平息外衅的替罪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
林则徐没有多言，登上马车，在一队护卫的簇拥下，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车轮碾过北方冻得坚硬的土地，发出单调的辘辘声。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旅程。他没有像一般高官那样前呼后拥、沿途扰民，而是轻车简从，命令各地州县不得铺张迎送。他利用旅途的时间，做了两件事：
一是思考策略。他深知，广东的鸦片贸易盘根错节，牵扯到庞大的利益集团——走私的洋商、包庇的官吏、本地的豪强、甚至还有用水师船只参与走私的官兵。硬来不行，必须谋定而后动。他在颠簸的车厢里，不断在纸上写下查禁的要点、步骤，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对策。
二是体察民情。车队经过直隶、山东、安徽、江西，一路向南。他时常命车队停下，自己走下马车，与路边的老农、驿站的差役、市集的商贩攀谈。他问收成，问物价，更问他们对鸦片的看法。
“唉，别提了，官老爷，”一个在田头歇息的老农摇着头，“咱村里好几个好后生，沾上那东西，田也荒了，家也败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那些洋船啊，就泊在伶仃洋上，像水上的阎王殿，专门收人魂魄哩！”一个从广州那边过来的行商心有余悸地说。
越往南走，听到关于鸦片的惨剧就越多，林则徐的心情就越发沉重，同时，禁烟的决心也愈发如钢铁般坚定。他看到了民间的深重苦难，也感受到了底层百姓对禁烟的期盼。这不再是京城朝堂上的奏折辩论，而是沉甸甸的现实。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的官船终于抵达广州天字码头。
广州，这座帝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华。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各国商船桅杆如林，其中就夹杂着那些被称为“浮动棺材”的鸦片趸船。空气中混杂着香料、茶叶和海水的咸腥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奢靡而腐败的气息。
出乎所有广东官员的意料，钦差大臣的行辕并没有立刻响起喧嚣的拜会之声。林则徐到达后，并未急着接见地方大员，更没有召见洋商，而是下令：行辕紧闭，谢绝访客。
这道命令让整个广州官场和洋商圈子瞬间炸开了锅。
大小官员们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位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准备大刀阔斧，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些与鸦片利益有牵连的官员，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探消息。
洋商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鸦片贩子，如英国颠地洋行的老板颠地等人，起初并不以为意。他们见识过太多清朝官员，无非是想要点贿赂，装装样子。他们聚在商馆里，喝着葡萄酒，嘲笑着这位新来的“铁差大人”（他们故意念错），认为他也会像以前那些官员一样，最终在白银面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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