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好友们来信劝说也更加直接。郭嵩焘甚至亲自跑到白杨坪，在他草庐里住了好几天，痛陈利害：“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 （您本来就有平定天下的志向，现在不趁时机出来，拘泥于古代的礼制，对君王父母有什么好处？况且穿着丧服从军，古代就有这样的制度。）
终于，在一个寒霜很重的清晨，曾国藩在母亲墓前重重磕了三个头，心中默念：“母亲，恕儿不孝。国事艰难，君命难违，儿……不得不走了。”
他站起身，掸了掸麻衣上的尘土和草屑，眼神中的迷茫、痛苦逐渐被一种决绝的坚毅所取代。他知道，踏出这一步，他就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纯粹的书生或文官了。等待他的，将是刀光剑影，是错综复杂的官场倾轧，是血流成河的战场，是成败未卜的凶险前途。
但他别无选择。或者说，他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和功业心，在“忠孝”矛盾的极致撕扯后，终于随着这道圣旨，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曾国藩告别父亲和家人，带着几名仆从和简单的行装，离开白杨坪，向省城长沙进发。他不再是那个为母守孝的曾孝子，而是新任的“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大人。
寒风凛冽，前路茫茫。
客观评价
曾国藩的“出山”抉择，是传统儒家士大夫在近代剧变面前，面临“忠孝不能两全”经典困境的典型案例。
1. “礼”与“势”的冲突：严格遵循儒家礼制，他必须守满二十七个月孝期。但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所有常规的时间表和伦理框架。这是“礼”与“势”（现实局势）的剧烈冲突。最终，代表王朝存续和君主权威的“忠”，压倒了个人家庭的“孝”。这背后，也有“移孝作忠”的传统观念作为支持。
2. 内在抱负的驱动：不能忽视曾国藩个人的功业心。十年京官，修炼了一身本事，正是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时候。天下大乱，固然是危机，但何尝不是豪杰之士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绝世机会？理学赋予他道德使命感，也强化了他“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担当。这种内在驱动力，在朋友劝说和皇帝命令的催化下，最终促使他做出了选择。
3. 无奈与必然：他的出山并非全然主动，很大程度上是被时势推着走。太平军兵锋所指，湖南老家岌岌可危，这触及了他的根本利益（家族乡土）。皇帝诏书更是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因此，他的出山是个人抱负、伦理困境、现实威胁和皇权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4. “墨绖从戎”的心理负担：尽管有古人先例和朋友开解，但“夺情”出山始终是曾国藩心理上一个不小的负担，也是政敌日后攻击他的一个话柄。这让他早期的行事格外谨慎，也加倍努力地想用事功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洗刷可能的“不孝”指责。
这一抉择，将他从相对单纯的学术和政治领域，一举推入了军事斗争的生死场。这是他人生轨迹的根本性转折，标志着曾国藩“书生带兵”传奇生涯的正式开始，也间接决定了晚清历史的走向。
满怀一腔忠君报国、保卫桑梓的热血，曾国藩来到了省城长沙。他以为等待他的是巡抚的虚心求教、同僚的鼎力支持、以及编练新军、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他错了。长沙官场这潭水，远比他想象的更深、更浑。他这位空降的“帮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僚和旧军队将领眼中，不过是个不懂军事、多管闲事的“京官老爷”。一场尖锐的、几乎让他丧命的冲突正在酝酿。书生掌兵的理想，将首先在长沙的官场倾轧和兵痞的刀锋前，遭遇第一次残酷的洗礼。他能挺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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