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三年（1853年）秋，曾国藩带着在长沙受辱的憋闷和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抵达衡州（今衡阳）。这里没有省城的繁华与倾轧，湘江在城外平静流淌，天地似乎开阔了许多。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唯一的出路——在这里，他要锻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利剑。
他选定了衡州城外的桑园街一带作为大本营。最初的景象堪称寒酸：几处租来的民房、祠堂作为衙署和营房，空地上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没有气派的仪仗，只有几个从家乡跟来的忠实幕僚和仆役。一切都需白手起家。
但曾国藩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坚定和清晰。长沙的教训让他明白，要打败太平军，靠旧军队那套绝对不行。他必须打造一支从骨子里焕然一新的军队。夜深人静时，他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将自己的建军思想一条条梳理出来，这就是后来湘军的核心法则：
第一法则：选士人领山农。
曾国藩坚决不用市井油滑之徒、旧绿营兵痞。他招募的对象主要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最好是来自闭塞山区的青年。这些人能吃苦，心思单纯，便于灌输思想，也较少受到“兵油子”习气污染。
更重要的是军官。曾国藩大胆决定：不用行伍出身的旧军官，而用读书人（秀才、童生甚至落地举人）担任营官、哨官。他的理由很深刻：读书人明理义，有廉耻，在乎名节，不会轻易临阵脱逃；他们虽然不懂战术，但学习能力强，且有管理组织能力；最关键的是，读书人与主帅（曾国藩自己）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道德基础，更容易建立精神纽带，形成“主义”的结合，而非简单的利益捆绑。
于是，衡州的招募榜文发往湘乡、新宁、宝庆等地，重点号召“朴实有血性”的乡农，以及“知书明理、有担当”的读书人前来投效。
第二法则：地域宗法，父子兄弟兵。
曾国藩充分利用了湖南，特别是湘中地区的乡土宗族关系。他让营官回自己家乡招兵，一营（约500人）往往同县同乡，甚至同族同村。哨官、什长、士兵之间，很多是亲戚、邻居、师生。这种模式好处极大：打仗时彼此知根知底，会互相照应，不易溃散；一人怯战，会连累整个家族在乡里抬不起头，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和集体荣誉感。坏处也明显：容易形成地方小团体，但初期利远大于弊。湘军与其说是一支国家军队，不如说是一支放大了的、武装起来的湖南宗族子弟兵。
第三法则：厚饷养廉，杜绝克扣。
绿营兵最大的腐败就是层层克扣军饷，士兵穷困潦倒，毫无斗志。曾国藩发誓绝不让这种事在湘军发生。他给湘军士兵的饷银是绿营的两到三倍！营官、哨官的薪水更是丰厚。饷源主要靠他自己设法从厘金（商业税）、捐输（富人捐款）、甚至后期部分省份的协饷中筹集。他建立了相对直接的发饷体系，减少中间环节，并严厉查处克扣行为。口号是：“使勇丁得实惠，营官无亏空。”当兵吃饷，养家糊口，这是最现实的凝聚力。
第四法则：苦练精训，结硬寨打呆仗。
训练是玩命的。曾国藩摒弃了绿营那些花哨的阵法，讲究实用。每天队列、体能、刀矛刺杀、枪炮射击（当时已有少量鸟枪、抬枪），反复锤炼。他特别重视两样：“练胆”（通过严酷训练和思想灌输克服恐惧）和“练队”（强调行军、扎营、筑垒的纪律与协作）。他的战术思想后来被概括为“结硬寨，打呆仗”——不贪奇谋，不轻易浪战，每到一地先深沟高垒，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步步为营，挤压对手。这是用他最擅长的“笨功夫”来打仗。
第五法则：精神武装，思想教育。
这是湘军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曾国藩深知，面对有狂热宗教理想的太平军，仅靠利益和乡情还不够，必须有更崇高的精神旗帜。他亲自撰写《讨粤匪檄》，号召士人保卫孔孟之道，扞卫中华名教。这吸引了大量厌恶太平天国“文化破坏”的读书人。
在军营里，他让营官、哨官定期给士兵“上课”，不是讲战术，而是讲“忠义”、“孝悌”、“卫乡保家”的道理。他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要求传唱遵守。他甚至把军营变成“学校”，鼓励识字，灌输儒家伦理。他要打造的，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人物开始汇聚。 最早的骨干是他罗泽南、王錱。罗泽南，一个穷塾师出身的秀才，理学信徒，坚韧刚毅，他带来的家乡子弟成了湘军的核心种子。王錱，性格强悍，敢打敢冲，是锋利的刀刃。还有后来加入的塔齐布（虽然是绿营出身，但迥异于同僚，骁勇听令，被曾国藩破格提拔）、彭玉麟（书生投笔，后来成为水师名将）、杨载福等。
曾国藩与他们相处，也颇有特色。他不摆官架子，常与营官们同桌吃饭，讨论问题。对罗泽南这样的理学同道，他敬重有加；对王錱这样的悍将，他既用其勇，又注意引导约束。他像一个大家长，又像一个书院的院长，努力将这个由农民和书生组成的团体，凝聚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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