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中央政府的治藏五策
清中央政府的治藏之策，具体而言，即“一法五策”。
所谓“一法”，就是以法治藏；所谓“五策”，就是监管宗教、涉外事权、赈济灾民、整肃吏治、整饬军备。
驻藏大臣拥有对西藏宗教活动的监管权，位高权重。
每逢达赖圆寂，管理西藏事务的职权出现空缺，在转世灵童年幼期间，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中央政府也难以有效地对西藏地区进行治理，这几乎成为政治循环之规。
大清中央政府深谙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和政治格局影响的重要性，遂综括前朝的经验，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如何管理僧众、护持宗教都有明确规定。
清中央政府规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各级重要官员均遵守驻藏大臣的指示。从乾隆、嘉庆到道光，几朝皇帝均反复谕旨八世、九世、十世达赖喇嘛：“尔喇嘛（尔呼毕勒罕）乃黄教企望之大喇嘛，嗣后惟感激主朕恩，一应事件，遵照钦差大臣指示（或教导）办理。”
乾隆时期，达赖喇嘛曾一度通过年班贡使直接奏禀朝廷。乾隆帝认为这样做有损驻藏大臣权力，特别是易致掣肘，旋即下令禁止，并昭示达赖、班禅及全藏一切陈禀及西藏地方一切应办事宜，皆须经驻藏大臣转奏皇帝裁决，达赖本人不得直禀朝廷更无权私自决定。
同学们你们可知乾隆帝为何如此吗？
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吴壁华笑着道：
乾隆帝为何如此三令五申此项规定，就是绝不允许出现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三方各自掌政一隅、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理论上，驻藏大臣总理阖藏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即权力的实施上，则远超其上。
乾隆时期实施的金瓶掣签制度，更是国家治理宗教、民族事务能力的一次重大提升。在西藏地区，对达赖、班禅等着名活佛进行金瓶掣签时，驻藏大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不但参加金瓶掣签仪式，而且要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和监督整个掣签的全过程，并亲自拈定转世灵童。
驻藏大臣不到场，就不能进行金瓶掣签，擅自进行金瓶掣签，是无法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行为。
驻藏大臣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经师的选任、法会活动的举办以及大呼图克图（大活佛）进出藏区朝谒、进贡、请佛等宗教事务上的料理，无不亲力亲为，对规范藏传佛教仪轨、整肃寺院管理弊端，密切藏区宗教上层人士与清朝中央关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这一点看，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扩大了驻藏大臣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
客观而言，它对中央政府全面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赋予驻藏大臣极大的外事权，以利守疆保土。有清一朝，藏地历遭外扰，尤其是自近代以来，边事不稳。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政府对于西藏边务遭受外敌入侵，不惜耗费巨金，动用数十万大军，远征进剿来犯之敌，清朝前期较大的用兵就达5次之多。
为此，中央政府颁行系列法规，严正外交，维护主权。其中《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西藏外事权集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负责办理，凡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办理；所有噶伦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大
清朝绝大多数驻藏大臣都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原则，恪尽职守，慎重处理了廓尔喀（尼泊尔）与西藏的货币往来积弊、英国来藏通商、藏哲（哲孟雄，今锡金）的边界纠纷、亚东开关通埠等涉外事务，并与藏族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乾隆末年，廓尔喀入侵后藏，中央政府派兵入藏，若干民族组成近两万大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打败了侵略者，追回了扎什伦布寺被劫金册及贵重财物，拯救出被掳往境外的官弁及百姓。
道光至咸丰朝，西藏又遭拉达克地方军及廓尔喀的两次进犯。
第一次战争，驻藏大臣下令藏军数千征讨，击毙敌酋、歼敌200余人，俘敌800人，收复失地1700余里，取得胜利。第二次战争，驻藏大臣赫特贺、满庆征调汉藏弁兵200余与敌战斗。
此间逢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清廷无力顾及藏边，而西藏亦因十一世达赖圆寂，无暇用兵，地方军战斗力不强，致使战斗失利，驻藏大臣被迫签订了《藏尼条约》10条。
条约虽不平等，但足以说明驻藏大臣在西藏重大军事行动及保疆卫国方面承担责任。
时至现在，国势衰败，内忧外患。
自19世纪末，英、俄等帝国主义为谋求扩张殖民领土的欲望，以“探险”“游历”“传教”等为幌子，渗透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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