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壁华走后，所有人上了个厕所，休息了一会儿！身着军装的盛世华走到了教室。
盛世华摇了摇铃铛，叮当叮当声响起。
所有学生就坐后，喊了句：上课！所有同学起身行礼-老师好。
盛世华示意大家坐下！
然后在黑板上写出了国防论，
盛世华清了清嗓子给大家介绍道：现如今咱们大清有两种观点、第一就是海防论，第二就是塞防论。
咱们先说海防论的提出。
是源于阿古柏叛乱发生后，“海防派”一度要求放弃新疆，将有限军费用于东南海防。
而左宗棠力排众议，多方筹集资金，最终挽回西北局势，保住了新疆的版图
盛世华喝了口水接着说：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因此清同治末年、光绪初年间一次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基于历史的争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
左宗棠大人提出了大清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
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大清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
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遂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
大清历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1874年，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
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
1874年，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
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才有结论。
光绪元年（1875）4月，朝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盛世华用手示意众人、有谁知道海塞防之争的影响吗？
所有人都没说话，毕竟这问题对于这些不满二十的年轻人来说太深奥了。
盛世华看到无人应答接着讲道：
海、塞防之争的影响就是。
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无论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还是左宗棠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时至今日仍有其闪光的地方，并且双方参与这场大辩论的精英人物都留下了不少有远见的思想。
就战略而言，通过这场大争论，华夏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已经开始转变，海防逐渐成为国防重心，认识到大清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加强海防的奏折中提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
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既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文祥当时的观点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有误，但将日本视为大清主要假想敌这一点，对于今天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左宗棠的贡献在于，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担心“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并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
他把西北防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
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有“塞防”与“海防”之争，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资金缺乏导致装备更新停顿，是北洋水师在甲午全军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日海防与塞防之要义。
海防与塞防是关系大清未来国防安全的两个重要战略方向，也是一对战略平衡关系。
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战略，战略思想支配军事战略，制定战略要充分考虑安全环境、战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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