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秋末的汴京，寒意渐浓，而朝堂之上的气氛，比天气更为肃杀冰冷。西北边陲接连不断的告急文书，如同一声声越来越急促的丧钟，敲打在每一位朝臣的心头，也彻底打破了自金军北撤后那短暂而虚假的平静。是否放虎归山，让秦国公蔡攸重返西北执掌军政大权，成了悬在大宋朝廷头顶最尖锐的问题，一场关乎国运走向的激烈辩论，在垂拱殿内轰然爆发。
这一日的常朝，注定不同寻常。宋钦宗赵桓高踞龙椅，面色凝重，眉宇间积压着难以消散的焦虑和疲惫。御案之上，堆积如山的正是来自长安巡抚梁中书以及西北各州府的加急军报：吐蕃大族叛乱，连陷数州，烧杀抢掠；西夏铁骑趁虚而入，寇边规模远超往常“打草谷”，兵锋直指战略要地；更令人心惊的是，军报中屡屡提及西军群龙无首、军心涣散、节节败退的惨状。
首辅大臣秦桧率先出列，他如今圣眷正隆，权倾朝野，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陛下！西北烽火燎原，局势危如累卵！梁中书八百里加急，言词恳切，吐蕃西夏勾结，势大难制！更堪忧者，西军自汴京外围血战后，种师道、姚古、刘法、折可求等百战宿将皆已殉国，童贯伏法，军中栋梁折尽！ 如今士卒无主，将士离心，见敌即溃！若再不遣一威望素着、能征惯战之重臣前往镇抚，则关中必失！关中一失，汴京西屏尽毁，金虏若再南下，我将腹背受敌，社稷倾覆，就在眼前！” 他目光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御座之上，声音陡然提高：“遍观朝野，能当此重任者，唯秦国公蔡攸一人！其久镇西陲，威服羌夏，将士归心！当此存亡之际，岂可因循猜忌？臣恳请陛下，速降明旨，授蔡攸全权，令其即刻西返，平定叛乱！此乃剜肉补疮，然实为救焚拯溺，不得不为！”
秦桧话音刚落，受蔡攸重金贿赂且与之结成政治同盟的李邦彦、张邦昌、吴敏等人立刻纷纷出班附议。
李邦彦痛心疾首道：“陛下！秦相公所言，字字泣血！西北乃国家根本，岂容有失？蔡攸虽与京中有些许牵连，然其忠心，天地可鉴！如今其女已为王妃，与国同休，岂有贰心？当以国事为重，付以专阃之权！若迟疑不决，恐追悔莫及啊！”
张邦昌则更显“理性”：“陛下，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蔡攸之才，足可定乱。若因疑生变，坐视西北糜烂，届时非但蔡攸不可用，恐我等皆成亡国之臣！两害相权取其轻，望陛下圣裁！”
这一派言论，紧扣“无人可用”和“局势危急”两个致命现实，将蔡攸塑造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言辞激烈，几乎将反对者置于不顾国家安危的境地。
然而，以御史中丞张商英和翰林学士束元景为首的清流言官集团，对此进行了极其强硬的反击。
张商英须发皆张，梗着脖子，声若洪钟：“陛下！万万不可！秦桧等人之言，看似为国，实乃误国！蔡攸何许人也？其性如鹰，其心似狼！ 昔日童贯之祸，殷鉴不远！今其女为王妃，其势已炽，若再使其手握重兵，远镇西北，岂非养虎为山（通“患”）？ 今日放虎归山，他日尾巴不掉，谁能制之？唐代藩镇之祸，犹在史册！ 届时，蔡攸据关陇之险，拥百战之兵，陛下之诏令，还能出潼关否？” 他直接点出了最核心的担忧——藩镇割据。
束元景紧随其后，言辞犀利：“陛下！西军虽伤元气，然忠勇将士犹在！岂可因一时之困，便将国家命脉尽付于一跋扈之臣？臣以为，当从中枢选派忠贞重臣，持节督师，另选良将，逐步整饬西军，此方为固本培元、长治久安之策！遣蔡攸回镇，不过是饮鸩止渴，恐将来之患，更烈于今日吐蕃西夏十倍！”
另有几位较为持重的大臣也表达了类似忧虑，认为此举风险极大，无异于将朝廷安危系于蔡攸一人之喜怒。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反对派以现实危机压人，反对派以长远隐患警醒。唾沫横飞，引经据典，甚至有人激动之下，几乎要上演全武行。垂拱殿内，乱成一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宋钦宗赵桓看着台下争吵的臣子，脸色阴晴不定，内心如同被放在火上煎熬。
争论持续了数日，依然没有结果。而西北的坏消息却一个比一个紧急，甚至传来边境军镇有士卒因缺粮缺饷而哗变的消息。压力全部堆积到了宋钦宗的身上。
他夜不能寐，反复权衡：
反对派的担忧：张商英的话如同警钟，时刻在他耳边回响。蔡攸离京，确如放虎归山。其女虽为王妃，但政治联姻在绝对权力面前何其脆弱？一旦蔡攸在西北坐大，形成割据，自己这个皇帝岂不成了傀儡？
放归派的理由：秦桧等人陈述的现实，却又血淋淋地无法回避。西军名将确实死伤殆尽，朝廷眼下根本找不出第二个能迅速稳定西北局势的人。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整个西北防线崩溃在即。到时候，别说蔡攸割据了，恐怕金国和西夏的军队就直接打到汴京城下了！那时，还有没有大宋朝廷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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