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盖揭开，一股更浓烈的霉味冲出。里面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卷宗，数量并不多，与她想象中那场足以倾覆满门荣耀的滔天大案应有的规模，相去甚远。
她小心翼翼地，将最上面那一册拿起。牛皮纸封套上，一行墨字跃入眼帘：“景和十二年，吏部左侍郎林文谦谋逆案结案陈卷”。
“谋逆”二字，如烧红的铁钎，狠狠烫在她的眼底。她闭了闭眼，强迫自己稳住微微发颤的呼吸，才就着高窗透下的那点微弱天光，翻开了第一页。
卷宗内的记录，出乎意料的简略、干瘪。通篇是冰冷僵硬的公文笔触，罗列着所谓的“罪证”、“证词”以及最后的“判决”。没有细节，没有过程，只有结果。仿佛林家上下几十口的性命，数十年的煊赫，最终只配得上这薄薄数页纸的交代。
她逐字逐句地读着，每一个字都看得极其缓慢，生怕错过任何一点可能的缝隙。室内寂静，只闻她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重地敲击在耳膜上。
时间在沉寂中流逝，窗外天色渐渐由明转暗。小丫鬟早已被她打发到门外等候，这幽深的故纸堆里，只剩下她一人，与这些承载着无尽冤屈和阴谋的文字对峙。
不知过了多久，她翻动纸页的手指，蓦地顿住了。
目光凝固在那一行证词记录上：“据宫中内侍王德禄供称，曾于景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亲见林文谦于府中私藏龙袍，并与门客密议，‘天下当归有德者’。”
王德禄？
林清韵的眉头紧紧蹙起。这个名字……她记得。幼时在府中，似乎听父亲提起过此人，是宫中一个不甚得势的老太监，因嗜酒如命，好几次误事，差点被掌事太监打死，还是父亲偶然遇见，替他说了句话，才保下一条性命。父亲还曾叹息，说此人虽不堪大用，但念其年老，偶尔有些无伤大雅的小过失，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这样一个受过父亲恩惠、且名声不佳的内侍，他的指证，竟成了坐实父亲“谋逆”大罪的关键一环？
心中疑窦如藤蔓般滋生。她强压下翻腾的情绪，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是物证记录：“查获绣五爪金龙明黄缎袍一件，玉带一条，置于林府书房暗格之内。”
记录到此，便戛然而止。没有描绘龙袍的形制、新旧、工艺，没有提及暗格的具体位置、开启方式，更没有说明是如何“查获”的。一切语焉不详，仿佛那件足以定人生死的龙袍，是凭空出现在那里的一般。
她合上卷宗，背心泛起一阵寒意。这记录看似证据确凿，人证物证俱在，可细细品味，却处处透着一种急于结案、不容辩驳的蛮横。就像一座精心搭建的纸屋，远看俨然，近看却处处是破绽。
她将这本卷宗轻轻放在一边，又拿起箱中另一册。这一册更薄，似乎是当年三法司会审的简要记录。她快速翻阅着，目光扫过那些千篇一律的“臣等以为”、“罪证确凿”、“依律当……”的字样，心一点点沉下去。
难道，真的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吗？
就在她几乎要被失望淹没时，几行不起眼的记录，再次抓住了她的视线。那是关于另一位“证人”的记载，记录着他曾“亲眼目睹”林文谦与边镇将领“往来密切，常有书信”。证人的名字，叫做胡万山。
胡万山……林清韵在记忆中飞快地搜索着。林家交往的圈子，多是清流文士、朝堂官员，与军伍中人虽非毫无往来，但也绝少深交。这个胡万山，名字透着市井气，绝非林家座上之宾。
她留意看了一眼记录胡万山证言的日期：景和十二年八月十五。
中秋之夜？
林清韵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她清楚地记得，景和十二年的中秋，因江南突发水患，皇帝忧心民瘼，并未在宫中设宴，而是携几位近臣，轻车简从去了西郊的离宫“静思斋”，直至三日后方回銮！
此事当年虽未张扬，但父亲时任吏部侍郎，负责部分随行官员的遴选安排，曾在家中书房与幕僚商议至深夜，她因送去宵夜，恰好听到几句。父亲当时还感慨天子仁德，心系百姓。
一个本该在京城指证当朝侍郎“勾结边将”的证人，如何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数十里之外的西郊离宫附近，被皇帝随行的侍卫记录为“献瓜果的当地乡绅”？
除非……这个胡万山，有分身之术！
又或者，那所谓的证言，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连证人的行踪都未曾仔细核对，就敢白纸黑字写进定案的卷宗里！
一股混杂着愤怒、激动、与巨大讽刺感的热流，猛地冲上她的头顶。她的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紧紧捏着那页薄薄的纸，仿佛要将其捏碎。
她放下这册卷宗，再次拿起最初看的那一本，目光死死盯住关于内侍王德禄证言的那一行。
“景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
一个模糊的念头闪过脑海。她努力地回忆着。七月初三……七月初三……那段时间，京城似乎发生了什么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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