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云涛狂追毛淑芬，战智湛寝室的同学都知道。第一次表露心扉时，毕云涛就是根据毛淑芬的姓名，在元旦的时候写了一首藏头诗给毛淑芬：“爱恨情愁有谁知，毛举缕析枉自痴，淑女窈窕惹人醉，芬芳厮守会有时。”
这首七言绝句虽不工整，却充满了真情。毛淑芬阅后，惊为天人。朦胧乎？抽象乎？意识流乎？超现代乎？野兽乎？或许此诗写得足够直白，以毛淑芬的智商领悟得了，遂欣然接受“避孕套”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
听了战智湛的话，毕云涛沉吟了半晌这才说道：“老战，你说得很对！是买卖就有赚有赔，不可能有稳赚不赔的生意。不过，就像眼前开展的‘五讲四美’一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我开办书亭的原则就是‘义以为上’，主张‘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你说啥？”战智湛常常以出生于圣人之乡而骄傲，自诩所读的圣贤书常人难以企及。可是，毕云涛绕口令般一顿“义”和“利”却把战智湛给说懵圈了。
毕云涛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哦……我说的‘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也是我从商的宗旨。我说的‘利’是指个人利益；‘得’是指得到的。而‘义’原本是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句话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毕云涛的话让战智湛听得烦不胜烦。他连连摇头，说道：“哎呦……俺的个亲娘哎！咱俩说的是你的书亭，你咋扯出来国家和民族，还有啥集体主义精神来了？你这不是喊口号嘛，你是不是准备毕业之后，去考师范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当老师呀？”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喜欢喊口号。一九八〇年五月，《神州青年》杂志编发了一封读者来信，随即引发了一场长达半年、覆盖全国的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凸显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分歧与混乱，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也就是当时最数字化经典语言的“五讲四美”活动。是青年们那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德育教育。
青年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学校团委、学生会不仅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五讲四美”，而且每天还要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的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甚至有的欠儿登同学瞄准着某某某同学又骂了哪位同学一句脏话，立马报告老师去。倡议宛如一股春风，迅速吹遍了全国，“五讲四美”活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了。随着“五讲四美”深入人心，其内容也在不断充实，从而使其价值指向更加明确。
多年以后，战智湛和同学们相聚，聊起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当年的“五讲四美”还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见，“五讲四美”给每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有一次，当了甘肃一个地级市团委书记的“无烟煤”吴艳梅感触尤深：“‘五讲四美’不只是旧日时光中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铭刻了一个时代鲜明的印痕，也携带着人们对于岁月流逝、万物复苏的记忆……它给了心灵以空间，它给了美以空间，它也表达了人们对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五讲四美’谱写了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彩篇章。”
“紫丁香”颜若霞更神，居然还记得战智湛的同寝好友大才子毕云涛在一次“五讲四美”演讲会上所做的小诗：“我爱你，祖国！我爱你南海之滨的波涛轻歌，更爱北国的银装素裹。‘五讲四美’的春风呀，如荼似火。我们思虑，我们焦灼！我们奋发，我们开拓！我们努力，我们探索！我们跋涉，我们拼搏！去迎来一个崭新的祖国！”
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开始了。主要内容是以治理环境“脏、乱、差”为重点，并号召组成“青少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广泛开展“为您服务，助人为乐”的活动。
埠头大学不甘人后，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们参加义务劳动，像在学校校园内栽树啦，搞公共卫生等。至于几十年后“冷面笑星”所说的他小时候学雷锋做好事，在街头搀老太太过马路，弄得老太太一天回不了家的段子。虽然夸张，但确实是当时很普遍的事情。不仅小学生，就是大学生去逛街，遇到了老头儿、老太太，或是盲人、其他残疾人过马路，也会上前搀扶一把。那时的人们很质朴、善良，都以“学雷锋做好事”为荣，根本就想都不敢想还有“撞炮”这种事。不像几十年后人人自危，在街头见了老人摔倒都不敢搀扶，生怕被讹。以至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十分荒唐的变成了社会焦点问题，甚至还有专家煞有介事的说“见危不扶”、“见死不救”从法律层面讲，并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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