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嘉仁有过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此时他赞同了刘猛，李鸿钧就会认为赵嘉仁在否定李鸿钧，实际上赵嘉仁自己并不想去否定任何人。对李鸿钧来讲，在他成为知识份子之前，他很容易就会‘爱屋及乌，恨主及仆’。这不是李鸿钧的错，因为人类的思维模式就是类比法。
譬如李鸿钧遇到一件令他无比痛恨的事情，此事中有三个存在。无论再次见到这三个存在中的哪一个，他的思维都会因为类比而引发痛苦。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人类思维的模式，必须是个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知道自己的情绪都是基于肉体的反应，知道自己其实很容易屈从于肉体，而肉体的反应又让人们认为这是‘本就应该’的反应。
赵嘉仁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他必须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内容。其实即便是在美国，因为不讲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心理医生自己也未必真的相信这个。
在李鸿钧等人拥有这种基本素质之前，他们作为知道份子，就会认为自己是‘外行’。而基于这种认知下的李鸿钧，学的太多，对他反倒有害。
于是赵嘉仁就根本不理睬刘猛无比正确的看法，他给了刘猛一个意义不明的‘呵呵呵呵’，然后对着李鸿钧继续说道：“任何现状都是力量对比和力量投入的结果。所以我要求大家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得上进。如果我们没有在海上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并且拥有使用这种力量的能力，蒙古人就是可以在海上派兵。鸿钧，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做好准备，如果我们不持续投入，我们能够在海上维持压制蒙古人的力量么？”
知道份子也有很多好处，当讨论的内容在他们知道的领域之内，他们也是能够出现正常的反应。李鸿钧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些不好意思的表情。这时候他终于明白赵嘉仁的意思。
赵嘉仁看其他的人也差不多这样的反应，他就尽力把讨论内容向着知识份子的辩证法去引。“这种事情就在于前因后果的逻辑，无关我们个人的想法，蒙古的海船出来之后只要被我们的船看到，我们的船就要消灭蒙古船。蒙古人是不是害怕，和他们出海就会被歼灭不是一回事。害怕出海的蒙古人有可能是因为见到出海的蒙古人从来没回来过。可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害怕出海的人，而是是那些事实上出海的人。我们的目的是战争发生后，海上不允许有蒙古人的船。那么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之间就不能错位。”
把这个理论讲了点，赵嘉仁就让人拿来纸笔，和大家开始在纸上画逻辑关系式。
分辨因果逻辑和其他技能一样，靠的是训练。这么一次训练之后，战争中与海上封锁有关的各方面因素被分辨出来许多。而赵嘉仁也得以继续他的基本理念。
首先，要建造60艘军船。其次，让这些军船在不同的海域巡逻，见到蒙古船就击沉。
基本逻辑清晰之后，就是具体操作。如果不打旗号的话，大家觉得很难分辨谁是蒙古船，谁是大宋的船。
到了这个阶段，赵嘉仁就觉得讨论起来轻松许多。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等事情要从简单到复杂。首先是在南海，凡是没有在我们航海行会注册的船只，一律俘获。不肯投降的，统统击沉。判断手段就是他们的船上有没有我们印刷的符号，有没有我们培训出来的旗语手。这个体系也要不断的向北拓展。等到我们航海行会的影响力到了我大宋靠北的地区，就能更轻松的分辨出谁是我们大宋的船队。当然，到了更北的地区，凡是船只造型并非我们航海行会的，一律击沉或者俘获。”
这法子简单粗暴，不过与会的一众人等听了之后发现这算是最具备可操作性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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