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起于隋唐，完善于大宋。大宋科举有四个特点。
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佑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这么多年的操作之后，大宋的科举已经非常成熟，吴潜作为名义上的科举考试总负责人，实际上不管什么具体事务。年轻的赵太尉通过制度表达了他对于大宋士人的态度之后，吴潜的心情就很不好。就在他愁眉苦脸之时，随从突然跑进来说道：“扬州府文知州来了。”
吴潜眼睛一亮，连忙让人将文天祥请进来。文天祥并不怎么喜欢吴潜，不过吴潜能八十岁还前去福州投奔朝廷，让文天祥非常欣赏老头子。老头子请文天祥到京城来一趟，他也就答应了。进来之后见礼，吴潜便开始讲述。听完赵太尉最近行为，文天祥沉默了。
在福州，赵太尉已经对叛臣做出了定性，不教而杀谓之虐，文官武将定然知道忠于祖国的概念，杀叛臣不属于不教而诛。赵太尉这位赵家人对于不对大宋尽忠的士人有强烈的厌恶，正在通过制度收拾这帮人，文天祥觉得能理解，却还是觉得若刘整没被逼反就好了。
“文知州，若是我们落到叛臣手中，他们会放过我们么？叛臣当然该杀，没什么好饶过的。收买人心是市恩，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大家投奔朝廷难倒不是为了自己之利么？就算是文知州这样以天下为己任之人，也是为了实现抱负，而不是单纯的跑来效忠官家。”
这话要是放到明清，是要杀头的。放在大宋，文天祥听完之后也忍不住微微点头。这么一讲，文天祥觉得道理也已经理顺。赵嘉仁可以对叛臣进行毫不留情的杀戮，却不能因为叛臣而惩罚全天下的士人。
“那吴太师要我做什么？”文天祥问道。
“想请文知州写篇文章议论此事。惩罚人需有道理，能因士人当了叛臣而杀他们，能因士人在大宋危急之时置之不理而不用他们，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而株连迁怒士人。秦桧是奸臣，可秦桧的曾孙考上进士之后为国捐躯。难倒因为秦桧之奸就去否定他曾孙之忠么？”吴潜把自己的想法给讲述出来。
听了吴潜的论述，文天祥问道：“吴太师所论甚正。不过为何太师不自己写？”
吴潜叹道：“我老了，竭尽全力才能把话说囫囵。根本没办法写成文章。文知州乃是状元，文才天下有名。此文当然是文知州写的才能让大家信服。”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能被前辈如此高评价，文天祥心中得意。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文章上是极有信心的，哪怕明知道吴潜肯定有些算计，却也忍不住跃跃欲试。
吴潜见文天祥的表情，心里面就放心许多。赵太尉一直是做流官，很少到临安，虽然有名声，但是在临安并无人脉。也就是说，京城的那些官员并没什么赵嘉仁的故旧。吴潜和一些京官们商议，确定在大宋的京官里面贾似道与赵嘉仁私交最好。除此之外，赵嘉仁可能关系最好的就是文天祥。想说服赵嘉仁，就只能指望文天祥出来说话。
文天祥不愧是状元，道理明白，核心清楚。心中情绪也有，很快就围绕不要株连无辜为核心，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吴潜看了文章之后，连连点头称赞。大宋科举要求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当年文天祥在科举之时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被认为忠心肝胆好似铁石。
此文也是如此，以古代事情为例。讲述了父子若是同时在朝，皆为叛臣之事比较常见。然而父为叛臣，子弟之后考上进士，之后也为叛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所以叛臣株连已经为官的亲属，可以理解。株连未曾犯罪的子弟，甚至迁怒士人就未必合理。肯做官的定然知道忠君的道理，见到家里人因走错了路而身败名裂，毁了前程，他们的子孙更多的是引以为戒。所以朝廷当恩威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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