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家在黄河战役中大败蒙古军，从战斗局面上，这是一场十万宋军对十万蒙古军的大血战，宋军到最后以千人伤亡，造成了数万蒙古军的伤亡，并且彻底击败了蒙古军。
然而在大宋民间，人民在意的反倒不是这场惊人的胜利。让黄河改道，是大宋民间为止惊叹的大事。黄河改道在大宋民间看来，已经是等同天意的大事。让这样的一条大河改道，意味着天意从此再归大宋。赵官家逼着小皇帝禅让并没有在民间引发任何反弹，就是因为大宋百姓觉得能够做出让黄河改道的赵嘉仁完全有了成为官家的资格。
但是赵嘉仁赵官家并不认为这和天意有一丝一毫的关系，赵官家认为这只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赵官家的交代里面，就有一个‘黄河故道’的问题。蝗虫趋水喜洼，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由干旱地方成群迁往低洼易涝地方。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之说。
文天祥本来以为赵官家不知道被谁给蛊惑了，当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开封知府，文天祥就明白黄河故道的自然环境真的如同赵官家所料。
黄河故道曾经水量丰富，便是水流中断，也该是一个鱼米之乡。文天祥曾经这样认为。然而搜集的情报结果与文天祥的想象截然不同，根据军队的测量，黄河故道的河道高度普遍高过河道两边的土地，黄河干涸之后，留下的其实是一条‘高高的土墙’。没有了黄河水的浸润，这条土墙很快就变得干涸，干燥，枯萎。
黄河水带来的不仅有泥沙，更有大量矿物质。黄河故道的整体高度比较高，又富含矿物质，在没水之后就变成了大片大片的盐碱滩。不仅没有丝毫的水分，更是没办法让植物生长。文天祥曾经骑马经过黄河故道，他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灰白色的沙土绵延到目力达不到的远方。骑着马走出去上百里，看到的除了没有长出植物的沙滩，还是没有长出植物的沙滩。
连生命力顽强的野草都没办法在黄河故道上生存，只有在一洼洼积存的雨水旁边才能看到一丝丝的绿色。在那些荒滩上，看到的最多的是龟裂的大地，马匹的马蹄踏上去，沙土崩毁成一个个深深的坑洞。
对于一个江西人，文天祥觉得自己仿佛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江西，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样的局面。只要有低洼的地方都不会缺水，只要有水的地方，植物都能够自在的生长。在植物自在生长的地方，就能够开辟成农田。
江西多山，平原地区只有鄱阳湖一带。便是在这鄱阳湖平原，就出现了拥有土地百万亩的大地主，这种大地主一年能够出售百万石的稻米。如果按照江西的自然环境，平坦的河南大地上，应该到处都是能够出产百万石粮食的广阔平原，而不该是这种毫无肥力，连野草都养不活的贫瘠沙地。
有着这样的认知，文天祥知州已经知道大概答案是什么，而农业局和水利局的干部遗憾的答道：“现在蝗灾就是顺着黄河故道从南向北而来。”
“唉！看来，我们只能认了！”文天祥无奈的答道。
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在大水泛滥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封以下黄河河泛蝗区以及渤海湾蝗区也都直接受黄河历代决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变以及河口泥沙堆积等作用形成。因此，从对黄淮平原东亚飞蝗发生基地的分布及其近300年来北宋时代蝗虫猖獗发生的记录，以及各地县（府、州）志所记载的资料，结合各河道历代变化分析中，可以认为：这一地域内飞蝗发生基地以及蝗区的形成是与黄河河道的历代变迁有较密切的关系。
这是赵官家早在河南收复之后就讲过的问题。文天祥在江南，对于蝗灾的感受并不深刻。便是松江府的那次蝗灾，经过鸭子们的努力以及百姓的扑打，蝗虫硬生生被歼灭在松江府境内。这让文知府对于蝗灾有种轻蔑。
听了文天祥的说法，农业厅的干部们都如蒙大赦，他们连忙说道：“知府，我们定然调集不到足够的人力。蝗灾只能认了。”
水利局的干部连忙补充道：“现在开封府的百姓就这么十万人，加上部队也就是十来万人。我们没办法歼灭这么多蝗虫。好在蝗虫经过的地方也没有太多农田，便是粮食收成影响也很小。”
文天祥没有立刻说话，在他的经验中松江府在遭受大规模蝗灾的时候还能保住六成以上的收成，这已经是极为惊人的结果。从那抗灾之后，人民群众通过事实证明，只要他们好好执行赵嘉仁赵官家和官府的政策，水旱灾害可以靠大家的努力解决。连蝗灾这样以前除了求神拜佛之外只能束手无策的可怕灾害都能够有效抵抗。大家对于农业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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