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久，学校举行了五十年校庆。一个县城的中学，能有五十年的历史，我很为自己的母校自豪。
在校史展览中，我看到了一个很普通盘子，但旁边的说明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留苏学生寄给母校。
什么样的人才能留学呢？如果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留学生多好呀！如果有一天自己干出了一番事业，一定给母校也送一个礼物。那样，学校六十年或七十年的校庆，大家就能看到自己送给母校的礼物了。
有好几个老师对我说过，我的天份很不错。如果努力，肯定会不同反响。是天份还是有付出必有收获呢？或者是二者皆有之，反正到高一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如愿的考上了高中，考上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一中。虽然我的三年初中也是在这个学校度过，但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绝非相同。
用石云的话说，上了高中我像换了个人。原来做一个尖子生并不是高不可攀，这时候的我真的是豪气干云。但我总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
虽然到了年底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感到我们的社会空气有些异常。11月份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紧接着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声讨，再到对戏剧舞台才子家人的批判。我们知道了，原来建国以来统治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领域的，竟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黑线。但是，文艺界的事，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也没妨碍我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新学期开始了，我仍然在不懈的努力。为了考上名牌大学，为了能出人头地。但是，说不请怎么回事，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越来越静不下心了。
开学不久，学校开大会，传达了关于上头教育革命的坐谈会的精神，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甚至从未想过的振憾人的思想和说法。
比如上课老师讲的内容不愿听可以不听，可以睡大觉。考试是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怪题，这是一种考八股的办法，要完全改变。
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出二十个题，学生答上十题，其中有答得好，有创见的可以打一百分，二十个题都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创见，也只能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是好的。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也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两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
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听着头悬梁锥刺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的学生们，这些说法和思想是颠覆性的。
班上有几个从农村中学考上来的同学，每次他们回家总能带回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中的新鲜事。比如说现在农村的阶级阶级界限很模糊，流行的说法是:下地一大群，开会同志们，三叔二大爷，都是一家人。
社教运动那时也叫四清运动，他们也会介绍一些他们村里又搞出了哪些四不清的问题。说他们的大队干部，春节时谁和他关系好就给谁家送补助款，和他关系不好，再困难也没人管。
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到一个村里去，谁家的房子最好，那准是大队长的家。那时候也常听人说，哪儿个地主家搜出了变天账。土改时谁家分了他家的地，谁家分了他的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等有变天的一天秋后算账。
不过也都是听说，没听那个同学他们村里的地主搜出这些东西。问起他们村的地主富农，他们都是说他们村里的地主富农都是屯里屯亲的，人都很老实厚道。
我其实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们村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富农。他就住在叔叔家隔壁，在村里人缘特好。他毛笔字写的好，春节的时候各家的春联都是他给写。
他可能是行二，叔叔和村里同辈的人都尊敬的叫他郭二叔，我随着叔叔叫他郭二爷。
每次回村，都能见他，也都会很亲热的打招呼。不知为什么，怎么也不能把他这个谦谦君子和书本上，和人们流传着的关于地主富农的狰狞形象联到一起。
那时候有个说法，说这农村里谁家丢了一只鸡，那家的女人都要站在大门外骂几天。你分了地主富农家的地和房子、车马，人家能死心吗?这话听着也真有道理。可我看村里的郭二爷，怎么也不像家里藏着变天账的样子。也许，这是自己和同学们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崩的不紧。老人家不是一直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吗?
虽然每天还在背着书包上学，每天还是在课堂上照常上课，但我们的心已不在书本和课堂上了，老师上课很明显也不那么用心了。
大家都越来越关心时事政治，班上的几份报纸过去没人看，现在大家抢着看。大家议论着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议论着从各个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看得出大家都有些莫名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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