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身新旧的军装，一顶帽子，一个钢盔，两双鞋，一床薄被、两条袋子，一个袋子装干粮，另一个装弹药，当然还有绑腿跟腰带以及背包带，这是黎汉明根据后世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单兵装备来改革后配备的。
作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别开生面的军事会议的杨芳来说，这样的官场文化确实是闻所未闻。想想以前在清军，向来都是上级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说讨论了，单说就是插一句嘴，都可能会被记下打击之类的。
中国人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很多人一提到这个词就特别厌恶，但你要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那就很有意思了。
政治体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一个没用的东西，系统会把它“进化”掉，比如禅让制、分封制就消失了，但官场文化延续上千年，说明它自有用处。
一个军队的战斗力，除了与军队所拥有的官兵人数、素质、武器等有关，还与他们背后的官场文化有着紧密关系。
所谓官场文化，就是调节官员群体相互间、以及官员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成文规则体系与潜在规则体系的总和。
其中的潜在规则体系大多数时候是在行政中为维护利益平衡，由各种政治派别在政治运作中逐步创制出来，是通过集体无意识形成的。
不过，这点在当下的红旗军中还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红旗军主张的是官兵平等，军事民主讨论，鼓励士兵参与管理生活事务甚至是军事作战事务。
问题讨论完后，黎汉明便开始布置起了任务：“诸位，我们这一战动静不小，必然会引来清军的注意，今后要想再像以前那样躲起来闷头发展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在清军全面攻来前，我们应该趁着这段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光复整个四川，那时只要我们及时关上了四川的各个大门，西南这片天便是我们说了算。”
“所以，现在刚十月，给你们一个半月的时间扩军招兵训练，最迟冬月底，我要向四川各地发动全面的攻击，争取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给京师的满清老皇帝和小皇帝送上一份大礼。”
满人入主北京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快速反应的军事指挥与反应体系。
这是从前的历朝历代所望尘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紧”奏报驿递体系，已经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从而保证了中央王朝对全国各地的快速指挥与决策。
以湘黔边苗疆来说，这里历来号称边远，明朝虽然在此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是驿递还是相对落后。
清朝却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统，从苗疆发往北京的战报，四千多里路程，启用“六百里”加紧快递，只要七天即可到达。
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战争爆发时，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这条高速通信系统直接指挥前线军事。
清朝皇帝对这个系统厚爱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频繁使用。
在苗疆战争中，乾隆皇帝与军机处的大臣阿桂与和珅等人，对布置在苗疆的十数万大军频频发号施令。
没有军机处的上谕，前线的将军常常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前线军官的积极主动性。
战场上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却没有最终指挥权。
一旦投入战斗，无论这个系统反应多么灵敏迅速，都是赶不上战场上的变化形势的。
过分强调最高决策机构的指挥权，影响了战斗在第一线官兵的主动性。
身处前线的将军们，常常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贻误了大量战机。
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统的自信，只是从技术上来说。从战争指挥权来说，这也反映了满人官场文化中，已经将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确性转移到军事上，即认为皇帝及其智囊团具有绝对正确性。
比如，到底是采用“剿”还是采用“抚”，最高指挥者是摇摆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给福康安下达的指示来说，就发生过多次反复。
前线将军们也就常常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措置，这就是清朝在指挥系统设计上的缺陷。
整个战争的统一指挥权都集中到北京皇宫的军机处，战场上不同省的军队之间只有一种柔性的“节制”权，北京鞭长莫及，来回半个多月的信件指挥，再加上调集军队，后勤补给等等一系列准备下来，至少得三五个月的时间，这就会错过了无数战机。
而这正是红旗军的机会，加上西南各地叛军不止他们这一支，而刚好红旗军有处于被其他叛军变相“保护”起来的位置，这就给了黎汉明快速攻下四川的机会。
当然，分析出了清军的缺陷，黎汉明思来想去后决定逐步改变这一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是黎汉明一直在自我强调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比古人们多了一些见识和后世经验外，其他的可能还不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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