嗢末是晚唐五代被吐蕃掳掠的奴隶，大多都是汉人，被吐蕃贵族奴役。后来乘着吐蕃势力衰落，奋起反抗。只是此时与中原王朝的交通早已经断绝，而且中原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只能孤悬河西，游牧化，吐蕃化。河西本是汉唐故地，汉人众多。瓜州归义军曾经驱赶蕃人，汉人多是情理之中。就是六谷蕃部，其中也约有半数是蕃化的汉人，势力相当不小。宋朝立国视西北为化外之地，放任不理，最终导致了党项的崛起，这些本来心向中原的势力也随之覆灭。
徐平对众人道：“本朝混一宇内，立国之后因为北有契丹，对西北、西南蛮夷蕃胡皆视为化外，任其自生自灭，以为得计。你不理他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党项的反叛告诉我们，等这些蕃胡缓过气来，照样还是要来为祸中原。把灾祸消灭于未起，郡县之地，变夷为夏，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我们现在秦州，要向西开拓，便要遵循这条原则。听从朝廷法令的，便崇之高位，啖之以厚禄，让他们的部族兴旺发达。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则诛其首领，夷其部族！现在区分的办法很简单，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党项的，就是好人，反之就是坏人！好人要有好报，坏人要有恶报，我们秦州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种世衡道：“节帅说得不错。不过，自唐朝时候，河湟和河西除了几个大城，多是羁糜而已。大部分蕃羌族帐，朝廷都封得有可汗之号，骤然变更，就怕蕃胡不满。”
徐平笑了笑，道：“唐朝立国，携常胜之兵，北逐突厥，西破高丽，本来是可以复两汉荣光的。可是唐太宗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心思，生怕关东的世族威胁李唐皇室，非要引胡制汉。北战突厥，则迁突厥于长城以南，甚至宫中护卫也用突厥人。西击高丽，则迁高丽和渤海于幽燕。至于奚、羌、沙陀、粟特等族，则遍布黄河以北，中原尽皆胡化。唐太宗以天子之尊，而就‘天可汗’之腥膻之号，名为对汉胡爱之如一，实际上只有汉人去迁就胡人，何尝有过胡人迁就汉人？蕃胡入内地，占汉人的地牧马，战时出征，名之为城傍，唐时凡有城傍的地方，现在已经全部都是蕃胡之地了。如今一过黄河，遍地蕃羌，这种盛况自五胡乱华数百年胡人都没有做到，大唐一百多年就做成功了。因为唐朝曾经对那些地方羁糜，现在郡县之地了生怕胡人不满，当初胡人占汉人土地的时候怎么不怕汉人不满？通判，我们经略西蕃，只看怎么做对朝廷最有利，蕃胡怎么想，就不要替他们操心了。”
历史上并没有人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接受“天可汗”的称号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对皇帝称号的侮辱，自称下行。作为辨解，非要说自己对汉人和狄夷爱之如一。问题是真爱之如一又何必区别对待？名为爱之如一，实际上还是爱蕃胡要更多一些，强调平等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人更平等。把“天可汗”的称号当作光荣，是到了很晚的时候了，而且是主要用来说明唐朝的民族交流和融合。胡人汉化是融合，汉人胡化当然也是融合了，这样讲也没有错。至于把拥有“天可汗”的称号当作是大唐军威的像征，则就属于脑洞清奇，那称号是对周边蕃胡的妥协和利用，而不是征服。
李世民的母亲和妻子是鲜卑人实际上并不一定在这政策中占有多少分量，更重要的还是借这一股政治和军事力量压制关东世族，巩固李唐的皇权。自五胡乱华，内迁的蕃胡民族跟汉民的较量，主要是围绕着世族展开。李唐立国，站在了内迁的胡人一边，美之名曰关陇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胡人内迁的军事力量。他们继续跟关东的世族斗，最终斗赢了他们。当然，李唐政权最终也为自己的这一政策陪葬，笑到最后的是他们所利用的人。
徐平前世学历史对这些内容和背景总是模糊过去，现在他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了，可不能再模糊，不然同样遗祸后人。
自安史之乱后中原便就排斥胡人，他们很多都迁徒到了河东路和河北路，并慢慢地汉化。到宋立国，黄河以北的汉人实际上已经不多，宋朝的政策很多都跟这一背景有关。
如今河湟、河西的胡化并不彻底，而且中原的文明程度一直是领先的，随着吐蕃的衰落，那里的人民不管是蕃是汉，都对中原文明充满向往。这是对那里变夷为夏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则是保障。反对这一政策的便就军事打击，接受这一政策的则就纳入大宋的经济循环，从此过上富足的生活。对于以前来说，这些地方是负担，对于现在大宋的商品经济来说，这些地方就是广大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种世衡皱了皱眉头，又道：“节帅说得不错，但那终究是远略。现在的问题，是秦州附近的数万蕃兵，他们其实跟唐时的城傍军相差不多。要变夷为夏，只怕首先就要从他们这些人做起，怎么安抚他们的人心，不出现乱子，当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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