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总是想得多，当文明毁于野蛮，便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向别人灌输，失败不是因为战争没打好，而是从文化根子上就错了。之所以被野蛮的族群打败，是因为文明不适于战争，不只是你们的文化不适于战争，就连你们的人种都不适于战争。总而言之，要想在野蛮人的进攻面前站住脚，就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甚至置换自己的人种。
于是，一个早已达到高度文明程度的族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中原王朝因为内乱被游牧民族乘虚而入，此后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双方冲突中实际上依然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占上风，但无论在当时人，还是后人的印象中，却都认为中原孱弱不堪战。特别是从中晚唐后，尤其如此。说一千道一万，这种认识是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成了中原王朝的主流，把曾经的军事文化替代后出现的。与军事制度的断层相比，这种军事文化的改变影响更加大，扭转也更加困难。
学习是非常难的事情，胡服骑射使赵国变得强大，是因为学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还是那个中原的赵国，而没有变成胡族的赵国。学习是要本于自己，吸收学人好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跪在地上仰望以为自己不如人，把什么都抄过来。但话是好说，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别人还要你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战斗，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个时候有个聪明人来告诉你，不用站起来了，你只要以后一直在地上爬着走路，岂不是好？又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聪明人。
徐平的军改在秦州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那是因为对于军人来说，新的军制下他们过得无论如何也比以前好得多。权力被剥夺一部分的统兵官，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新补来，又在短时间获得大量战功，飞速升迁，自然一切都好。但到韩琦这些聪明人这里，便觉得一切都跟以前的认识格格不入，自然是看哪里都不顺眼。
见韩琦有些迷茫，还有些不安，徐平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本是抱着万丈雄心来到西北，要建功立业的，结果到了徐平这里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颠覆了他以前的认识，能够安然接受才是奇怪的事情。没了这份坚持，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站起身来，徐平对身边的几人道：“天时还早，我们到军营中看一看吧，韩经略在秦州也不能久留。练兵带兵，说到底还是为了打胜仗，不能打赢一切成空。我们看一看，这些整训出来的新兵，到底是不是按着能打仗来练的。”
韩琦点了点头，默默地站起身来，没有说话。对啊，再是说得天花乱坠，带兵终究是为了打仗的，战场上打不赢，说得再好也没有用处。最近的两场胜仗，徐平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带的军队能打，你看不惯又能如何？这样持续下去，如果还是徐平这里连战连胜，禁军一无是处，韩琦就是不理解，也要跟着秦州军一样进行军改。
新兵的军营并不在定西城里，城中是整训好的正规军驻扎的地方，新兵都在城西和城北的谷道之中。这些新兵有时候会配属到鲁芳的桥道厢军之中，协助架桥铺路，甚至整治农田、开渠引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游牧民族的狩猎活动一样，开渠、修路等大工程是农耕民族在生产中培养和展现军事能力的时候。这些活动中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对生过程中的复杂管理和后勤保障的考验，与军事活动相比不遑多让。
生产方式的不同对于军事文化和军事制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军事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离开了这一点，便就如鱼儿离开了水，怎么样都是半死不活。徐平的军事改革，根本上还是扎根于农耕文化之上的，便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般，把骑兵引进来作为补充，成为这个体系一部分。这是中原军事文化的根本，高度强调组织与配合，强调纪律性，强调个人要服从整体。人心齐，泰山移，把所有的人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对抗天灾人祸。
出了定西城西门，一路西行，过了五六里路，山谷开阔起来，便就是大片的军营。这是半永久性的设施，不使用帐篷，而是简易的草房。川蜀来的新兵在帐篷中住不惯，没有必要勉强他们，只要能够适用必要时候行军的节奏，不必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进军营，韩琦便就看见路边揭着大榜，依然是徐平军营的风格，上写六个大字：敢战、能战、善战。另一边是另一幅榜，写的是：军事上严遵军令，一丝不苟；军事外放松快活，军营不是牢房。再走几步，又是一幅大榜：一切刑罚断于军法司，统兵官不可行私刑，大杖小杖一律不许。
韩琦看着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在其他各军都在严阶级法的时候，徐平这里连统兵官施杖刑的权力都剥夺了，要知道其他地方把兵士打死了也无人过问。统兵官没的了刑罚的权力，还怎么带兵？孝子尤要从棍棒下出，更何况是军中士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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