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在汪直最鼎盛的时期，他手下船队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明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明代虽然并没有中断海外贸易，但统治者把生意拢到了自己的手中，强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
于是，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百姓，突然被政策性下岗。
原来从宋朝起已经相当繁荣的渔业、商业都被“关停并转”，明政府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百姓面临的是“进亦死、退亦死”的两难。
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急需各类货物，“走私”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一柄刀从中国贩卖到日本，差价可以达到十倍。沿海的民众很多人都投入到了“非法”海上营生之中。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出生于徽州的王直不愿意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而是南下去海洋中寻找机会。
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日语，与日本人做各种生意。之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他还包揽了日本的军火生意，并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在中日之间的海域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号，甚至一度以琉球为据点，自封为“徽王”、“净海王”。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一样，都看到了导致明朝“倭乱”的根源——海禁。他在用军事手段应对围剿的同时，不断地向统治者表示他无所望，唯愿进贡开市而已。
中国的海盗，从来不用骷髅旗，他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王直和所有中国海盗一样，都有这个弱点。
朝廷正是利用王直的弱点，对他诱骗招安。但奇怪的是，王直问斩的罪名不是“海盗”，而是“叛国”。
这是明朝使用的“障眼法”，让统治者真正不安的是他自封为王的举动。
王直的经商反而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他是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为日本人服务。日本人、葡萄牙人都听命于他，为他的生意服务。
中国古代海盗取得辉煌成果一直不为外人道。在中国历史上，首先造出万人大船的就是中国海盗。
韦宝比较熟悉的海盗中，郑芝龙是头一个，在韦宝的认知中，更是将郑芝龙看成是‘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在海上的力量十分强盛，最后还打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的海盗到南洋，当地人都很欢迎，因为他们并不像西方的海盗那样去掠夺，而是非常尊重当地的习俗。
中国的海盗和国外的海盗很不一样，和索马里海盗也不同。
就在清朝鸦片战争前夕，珠江口还有像女海盗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这样强悍的海盗团队在活动，其装备精良远胜大清水师。
红旗帮屡败官军，还重创有美国雇佣兵的葡澳舰队，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
1809年，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官军无能为力。
此时，郑一嫂却果断出手，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战斗力之强令英军震惊。
然而，清朝统治者不但没有寻思如何利用一支铁血队伍，反而一直在设法围剿、分化红旗帮。
在最后一次围剿之中，清朝水师联合澳门的葡萄牙人，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在大屿山岛。
郑一嫂的养子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
最后，统治者再次利用了中国海盗惯有的弱点，利用“怀柔政策”招安了红旗帮的盟邦，令红旗帮势力大减，郑一嫂不得不接受清朝的招安。
明朝时，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
海盗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同时建构出的，是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
一个在西方史观中的所谓的“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
西方的海盗也受到了统治者的礼遇。
在西班牙，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受到举国敬仰。
英国王室授予海盗枭雄德雷克“上将”军衔。
美国把海权理论(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奉为先师。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兵看到日本浪人就害怕，简直“畏倭如虎”。
中国的民间海盗就是看准了政府的这个弱点，打出倭寇的旗号来进行民间的海上商业和武装活动。
这里就包括了王直、徐海等一大批人。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
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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