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一怔，你自己爱聊就聊吧，老是问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吗？
但韦宝有个优点，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会接一句：“我没有想这么深，但我觉得督师大人说的很有道理，句句引人深思，跟我想的一样！”
孙承宗赞赏的点了点头：“要亦静而已矣。心之体本静，性体亦然。感于物而动，缘于欲而动，动则失其本，而违于道矣。道不可须臾离，故心不可须臾动。天地万物，生于静而长于静，失于动而亡于动。余故曰：‘静罔不吉，动罔不凶。’此古哲之所以谓‘一动不如一静’也。《大易》所谓‘寂然不动’者，所以存其本心，养其性体也。所谓‘感而遂通’者，在其寂然不动，则湛然无物；湛然无物，则洞然虚明；洞然虚明，则有感即应，应而遂通矣。其所以能应而遂通者，盖洞然虚明，则灵觉不昧；灵觉不昧，则一神独耀，则无知而知，无得而得，不能而能，不神而神。故能有感斯应，而应无不通也。兹为世人修圣人之道与成圣人之道之方便起见，特再将历代圣哲所述圣人修养之圣脉心法，无论其言道、言德、言学、言理，凡可应用于静坐中，以之为内修工夫炼养者，择要简述之，并明其条理体系，用为儒家中人修养内圣工夫之，准绳与典则。并免徒让道佛二家圣哲专美于前也!故就散见于往古经籍中之圣言圣法，归纳之共为十二条目，以为儒家中人修持“超凡入圣”工夫之心法。且此十二条目，不必一一全修，择其性之所近者，任修一条或二、三条，均可几于圣地。亦非谓除所举条目外，便无修持之法，惟大体说来，此即为内圣修养之最重要纲目。至其静坐中之诀法，亦当尽量择要简为指出，以供学者之所取法焉！其须自契自证，非言语文字之所可得而传者，亦惟有略之矣。”
孙承宗说完，看着韦宝，期待韦宝的看法。
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语言中。”
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都会说这一句，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
孙承宗闻言大喜，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是个可造之材，对韦宝更加喜欢。同时确定，韦宝这种人的想法，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趋于成熟，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
有学问的人，就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
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
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着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
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
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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