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辽东半岛就像楔子插入海中，直逼天津于山东登莱，如后金从海上进攻，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条就是“以登莱渡海为奇兵”，并推荐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
沈有容也被提升为总兵、都督佥事，“登莱遂为重镇”。据称，当时登莱有水陆兵员共五万人，马万余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两千余艘。
天启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率兵二百余人，从海上突袭镇江。镇江原中军陈良策等从中策应，生擒了后金游击佟永真及其子佟来年等六十余人，镇江“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捷音传入京师，“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
熹宗立即下令登莱与天津水师开赴镇江策应。
沈有容未被此等小胜冲昏头脑，叹道：“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
熊廷弼也对此举持否定态度。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皇太极与阿敏率三千兵马赶到镇江，毛文龙不堪后金军围攻，镇江得而复失，所以水师也没有出发。
天启二年（1622），由于辽东“经抚不和”，致使广宁失陷，辽东的民众纷纷逃入沿海的岛屿，日夜盼望明朝水师的救援。
但此时陶朗先却不知出于何等考虑，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沈有容立即上书争之，并派数十艘船前往救渡，获济的辽东民众共达三万四千余人。
后陶朗先因贪赃被视为熊廷弼的党羽入狱，绝食而死，明廷以袁可立代之。
天启三年（1623）二月，后金国驻守在复州的副将刘兴祚（刘爱塔）遣生员金应魁持一封密信交给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
刘兴祚本来是不满明朝官将的欺压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却因为在任上秉公审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纠纷，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发现自己无法保护汉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决心脱离后金。
沈有容将这一情况向登莱巡抚袁可立作了回报，袁可立接受了刘兴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应。
刘兴祚开始积极准备，决定于当年七月起事。袁可立为此向朝廷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刘兴祚是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的，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
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
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
再加上袁可立“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步步为营的战略进逼之势，被后金掠去18年的刘兴祚终于萌生逃出后金，报效国家的坚定信念。从此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弃金归明之路。他不惧险阻，百折不挠。
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也就是袁可立巡抚登莱的第二年，刘兴祚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他屡次通书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
登莱巡抚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努尔哈赤）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
后面因为建奴发兵攻打金州城，沈有容这段时间都没有来过金州半岛，这个事情才暂时搁置。
张盘听韦宝问起，立时明白韦宝的用意，这是想搭上刘兴祚这条线，便答道：“刘兴祚与朝廷军队这边暗中有来往，很多人都知道，但一直是登莱沈总兵掌握，连我也不清楚具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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