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求其必须不断的在实战中获取经验和进行提升。
正是这样的环境促进了西欧的军事体系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在西方，火枪取代弓箭满足了新的战争形态的需要，英格兰体系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已经完全失效，而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战争规模对兵员的需求。
同时与新时代的军制和军事体系格格不入，而且与全部由火器武装起来的部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
当然也有社会原因，比如圈地运动导致自耕农纷纷破产，进城务工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在周末训练箭术。
而在实用的线膛枪发明之前，排队枪毙或者说线式战术，是最适合火枪步兵的战术。
这个战术经历了无数的实战检验和一个半世纪的优化改进，相比同时期或者更早一些的其他的战术体系拥有巨大的优势。
而在东方，由于没有这样紧迫的需求，旧有的军事制度结合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够应付一切战争和冲突，改革自然不会发生。
虽然清军也有大规模装备火枪，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枪和弓箭并用。
但是本质上清朝人不过是试图将火器这一好用的新武器融入旧有的军事体系，使其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就像二战前的法军愚蠢的将坦克部队编成一个个战车营，配至每个步兵师下属一样。
旧式的军队，旧式的战术体系，使用新式的武器，注定了清军仅仅只能享受到火器之利，而不能使武器的使用效能最大化。
即使是像坦克这样的先进武器，若是分散使用只能作为支援步兵进攻的移动火力点和防御时的移动炮台，若是集中起来作为突击力量，就能创造**德国1939年的战争奇迹。
欧式线列步兵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全能兵种统治战场，是因为他们依靠带套环刺刀的火枪，出众的训练和纪律，同时胜任了进攻，固守，白刃战和远程射击的能力。
而清军中的火枪手多数时候只是在发挥辅助火力输出的作用。
他们只是将手中的弓箭换成了更好用更顺手的火枪，亦或者干脆两个一起带上战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术作用和传统的弓箭手部队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在经历了被列强武力扣开国门的耻辱后，清人也意识到了近代军制的巨大优越性。
湘军士兵主要来自贫苦农民和市井无赖。
这些人不是被抓壮丁进的军队，他们主动从军就是为了求富贵。
曾国藩依靠高薪和允许抢劫两大手段让他们专心卖命，结合传统的儒家卫道思想的强力灌输，又依靠登记造册来保证士兵不能逃亡。
最终使得湘军的纪律性和组织程度足够胜任这样的战术体系。
等到攻克天京后不久，湘军内部上到高级将领，下到普通士兵都迅速腐化，不复往日之雄风。
七年之后，左宗棠带湘军西征平回乱，在太子寺之战中被马占鳌击败，湘军十营大溃，回兵仅阵斩清军将佐竟达一百四十人。
军队结构的限制使得其组织水平受到制约，近代战术也就失去了其根源保障。
李鸿章的淮军后来居上，得益于李鸿章中堂大人的远见卓识，他们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支欧式军队。
至少在战术体系上是这样。
师夷之长以制夷已经被证明行不通。
在清法战争时，淮军名将张树声就曾指出西方在政治和国防军事体系上相比清帝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绝不是靠购入外国武器和学习外国技术就可以追平甚至超越的。
军队是社会的缩影，社会腐化则军队无战力。
但是无论如何，淮军的存在也充分证明了清人的变革尝试和努力。
欧洲1849年，法军上尉米涅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次口径前装线膛步枪。
自此，困扰了火枪大半个世纪的线膛枪弹药装填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这使得火枪的射程、精确度和弹道性能第一次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
如果说直到19世纪四十年代，仍有人固执的认为某种弓弩要优于主宰战场的滑膛枪的话，米涅步枪的出现则让任何依靠储存机械能发射的武器在它的面前都像孩子的玩具一般拙劣无力。
此后，取而代之的是有膛线的步枪。
欧洲人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个新武器的巨大潜力，这也成为了线列战术走向没落的开始。
1854年夏，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科林·坎贝尔少将带领其苏格兰高地第93团，面对两千五百俄军重骑兵的冲锋，排成两列横队，依靠米涅步枪和“血与火的勇气”一举击溃俄军。
这是线列步兵首次依靠横队和步枪火力打垮骑兵冲锋，苏格兰高地步兵也因此名扬天下。
同年秋天，因克尔曼战役中，排成散兵阵线的英法联军依靠米涅步枪卓越的火力打垮了悍勇的俄军的数次白刃冲锋。
在八年之后的太平军东征中，李鸿章的淮军尽管成军不久，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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