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朱济世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种地应该是一门专业，一门很有“钱途”的专业，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农民群体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农民工的副业或者是农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这其实和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见闻有关，他虽然是广东北部山区的城市居民，但是居住的地方离乡村并不遥远，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农人。当然知道粤北山区的土地抛荒，农村青壮年大量离开的情况。而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又见识到了欧洲农村的富庶，农业一片繁荣的场面。再加上身为海归派的朱皇帝总有那么一丁点崇洋媚外，所以就错误的将欧洲的家庭农场加农业合作化当成了最理想的农业制度。
不过朱济世也知道，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农业制度，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耕地，同时城市吸收农村富余人口的能力也要足够的强。否则大量离开土地的农人涌入城市，衣食无靠，可就是最佳的造反派了！
而且，家庭农场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只存在雇佣劳动，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量存在于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其实就是类似的存在。而统治乡村的士绅地主则是家庭农场大发展的障碍，士绅作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压迫的不仅是贫下中农，也包括比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殷实之家。
另外，家庭农场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而非战斗集体。将没有多少野性的汉地农人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去东北、西伯利亚、西华这样的华夷斗争极为激烈的地区可就太过危险了。
因而执政近20年的朱济世，从来都没有大张旗鼓推行过家庭农场。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殖民地和新领地的大量开拓以及形势渐渐安稳，还有农村士绅统治在科举改革和政党政治的双重冲击下渐渐趋于瓦解。大明已经到了推行家庭农场加合作化这个“理想的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今天，朱皇帝将左宗棠、罗泽南、郑洪和刘鹏等四人招来温泉宫，就是想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来着。
“一国之发展进步，由如平地起高楼，而盖房建楼之关键在于基础。基础不实，纵然楼高千丈，也早晚会在瞬息之间轰然而塌。而我大明当建万世之基业，这基础需得扎实无比。我中华之基础，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朱济世还在侃侃而道。说得都是正确无比的大道理，只是在左宗棠等人听来都有点儿好笑——皇上您一直都是工商为国本的，今儿怎么想起要以农为本了？不过心里面怎么想，面子上却都是一副认真聆听教诲的恭谨表情。身为大臣，还可以安居相位二十载，左宗棠还知道对什么人可以耍骡子脾气，对什么人不能耍大牌的。
朱济世目光轻轻在几个脸面上扫过，笑眯眯地道：“但我华夏千年以来，都习惯将农业之本与工商末业对立，其实大可不必。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经营工商是为利，千里做官难道不是为财吗？朕可没有听说过将士农对立的。既然士工商三民皆是逐利之人，那么农人又如何不为利所动呢？就连朕这个君王也都喜欢言利的……哦，朕是君王爱财取之有道，翁同龢，给朕记下来，这话将来要当成皇明祖训的。朕的子孙都必须牢牢记住，他们都是可以爱财的，但是要取之有道。”
翁同龢是御书房大臣，自然像个跟屁虫一样随在朱皇帝身边，这会儿正拿着支毛笔在记录皇帝老子的“宝训”呢。听到朱济世的话，连忙就记录下“君王爱财取之有道”这几个字儿。我们的朱大皇帝向来爱财，最听不得什么“不与民争利”的屁话——他是丝毫不将皇室财团当成大中华经济圈里一个不正常的超级垄断财团的。
左宗棠和罗泽南听了这话也对视一眼，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左宗棠操着他那口湖南官话大声道：“皇上所言极是。我们内阁的农林部这些年也想了不少办法帮着大明的农人增加收入，只是农人太多，土地又薄，能够温饱已经不易，终究比不上工商之民。”
罗泽南也道：“皇上，我大明农人有数万万，可耕之地目前登记在册的不过25万万亩，已经包括各个属国的田土。虽然东北、西北、南方之土还广有未开垦之地，但是30万万亩当是上限了。30万万亩耕地分给5万万之农人，人均也就是6亩薄田，衣食纵然无忧，想要富裕之怕也不能啊。”
大明的人口实在是多了一些。算上全部的属国（不包括加利福尼亚王国和新日本），光复17年的人口肯定超过6万万！而且每年还要1.2以上的自然增长率。如果不出意外，在1900年前后，大明帝国的总人口肯定突破10亿！而耕地面积，即使征服整个南洋和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澳大利亚，顶天就是40亿亩了，哦，可能还有20亿亩左右的草原，不过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可不能同耕地相比。届时，如果大明的城市化率只有20到30，那么8亿到7亿农业人口平分40亿亩土地，人均就是5亩到6亩，一个5口6口之家的农户，不过耕种30亩土地。虽然比之历史上人均不过2亩3亩的情况好了一倍有余，但是终究不可能致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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