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代理律师陈述完诉讼请求、事情经过，得到了法官与军政委员会大员的同情。
接着，轮到被告刘良作陈述。刘良是个不成器的人，自小娇生惯养，仗着祖父在燕京作官，在长沙城内为非作歹。
他哪见过这种场面，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为了应付这场诉讼，刘家请了两个辩护律师，一个是公益律师陈甲，一个是传统讼师蒋乙。
蒋乙是传统讼师，又称为“状师”，主要替老百姓写诉状、打官司。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财产纠纷增多，诉讼也随之增多。
传统华夏文盲率极高，老百姓普遍不识字，很多考不上功名的读书人便作了讼师。譬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便是讼师出身，算是太平天国高层中少有的读书人。
太平天国的法律便都出自黄玉昆之手。这样的法律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单论刑罚，太平天国刑罚只有死刑和杖刑两种。也就是说人犯了罪，要么处死，要么打屁股（经常打死人），令人匪夷所思。
传统讼师没有经过系统性的法律训练，满清官府也没有设立过独立的法院体系，法官由县官、州官兼任。
满清官方的诉讼观念还十分落后，秉持的是“息讼”和“无讼”。民间遇到纠纷，不到没有办法不会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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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复兴会的新式诉讼程序，面对着上万名观众，刘良高价雇来的讼师蒋乙也哆哆嗦嗦的，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最后，还是公益律师陈甲代被告刘良作了陈述。他没有对原告方的指控作出辩解，只是说被告刘良官场失意，心情不佳，对原告疏于爱护，请原告予以谅解。
同时，陈甲主张尊重长沙当地习俗，恳请原告撤回诉讼，改为私下和解。
原告崔菊有些吃惊：丈夫从未对自己表示过歉意，更没有当众道过谦。她不知道陈甲的道歉是受丈夫委托，还是陈甲本人的辩论词。若他受丈夫所托，不知丈夫是真心的，还是花言巧语？
崔菊抬起了头，一时竟有些犹豫。
代理律师刘霁见崔菊有些失态，连忙说道：“被告不在法院开庭前申请庭外和解，反而在审理中途申请和解，违反庭审程序，请法官明鉴！”
法官敲击法锤，喝道：“庭审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被告不在庭前申请和解，已默认放弃申请和解权利，本法官对被告的请求予以驳回！
“下面，进入下一程序，请双方证人出场，陈述证言。首先，由我声明证人权利义务。
“证人的权利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有权阅读自己的证言笔录；因作证而打击报复时，有权要求法院给予法律保护；有权要求法院给予因出庭作证所支出的费用。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需如实作证；需如实回答审判人员提出的问题；需遵守法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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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告方证人发言。”
原告方有三名证人，一个是刘家的女佣，一个是长沙药铺的老板，一个是当铺老板。
女佣在刘家受过虐待，故对刘良怀恨在心。她作证说，被告刘良与小妾合伙欺辱原告崔菊。
半个月前，复兴军大兵压境。刘良在团练局办事不顺，与小妾烟瘾发作，痛苦不堪。崔菊过去劝慰，反被刘良殴打，致肋部受伤、淤血。
为此，女佣曾前往药铺买药，此事可由药铺老板作证。
因崔菊无钱，刘良也不肯给钱，崔菊便把一个金簪偷偷塞给女佣，让女佣到当铺当了十两银子。此事可由当铺老板作证。
药铺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作证说，半个月前，刘家女佣确实曾向他购买跌打损伤药。
当铺老板同样作证，说女佣确实在铺里用一条金簪当了十两银子。那个金簪已被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稍后将作为物证展示。
被告一方并无证人。
此案还有一个重要的证人，刘良的小妾。原告崔菊果然请不到小妾作证，但法院却可以强制要求小妾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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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会《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知晓案情的人负有作证的义务。
《民事诉讼法》还特别要求，证人要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虽未规定证人要出庭作证，却要求证人可以书面等其他形式作证。
崔菊的离婚诉讼案，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故小妾必须出庭作证。
那小妾上了校场审判台，面对着严肃的法官、黑压压的观众，顿时慌了神。她是青楼出身，哪见过这种场面？不等法官逼问，她便一五一十地把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在她那抖抖嗦嗦的嗓音中，她坦承自己曾犯下大错，以小妾的身份欺压正妻，实属大逆不道。不过，她把罪过都推到了刘良身上，声称都是刘良逼她这样做的，为的是把崔菊赶出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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