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变化，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对于曹操的许多部队，尤其是其中部分青州兵旧部及一些军纪涣散的队伍而言，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掠夺事业。
曹军士兵的利益与忠诚，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允许劫掠』的承诺之上。
曹操起家于兖州，征战四方，很多时候必须依靠这种原始的利益驱动来维持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粮草不济，则纵兵抢掠便成为常态，甚至是一种默许的激励手段。
同时，在此次河洛作战的高层战略上，曹操此次的目的本就是破坏，是制造荒芜。那么在下层执行层面，这种战略意图很容易就演变为毫无顾忌的烧杀抢掠。
在此时曹操的战略棋盘上，河洛的这些百姓，不是需要争取的民心，而是需要清除的，可能在未来资敌的『负资产』，那么死多少河洛百姓都无所谓，对于曹操来说，就像是在净化社会。
即便是这些河洛的百姓，曾经也有很多是原本的『山东之人』。
毕竟这些百姓已经不再向曹军，向山东缴纳赋税了……
所以曹军的行为逻辑，与当年徐州之屠一脉相承。
通过极致的恐怖与破坏，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并震慑所有潜在的反抗者。
曹军之前通过这种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而骠骑大将军斐潜麾下的军队，则经历了数年的改造与重塑，其核心建军思想，深受『民本』的影响。
斐潜极力推行军屯、民屯，强调军队自给与保护生产。
军队的粮饷供应逐渐系统化，对劫掠百姓的依赖性大幅降低。
更重要的是，斐潜集团在河洛地区的统治，建立在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授予田亩、减轻赋役的基础之上。骠骑军的许多中下层军官乃至士兵，其家族本身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家园田产就是来源于这种新的制度。
保护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的这个利益共同体。
更深一层而言，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差异。
曹操行事，更多带有法家霸术的色彩，为达战略目的，可不择手段，百姓疾苦在其宏大布局中是可以计算的代价。而斐潜则在河洛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强调生产、分配、保护的秩序，其军队不仅是战斗工具，也被赋予了守护这份秩序的职责。
于是乎，当杜畿、黄忠看到百姓遭屠、田亩被毁时，他们不仅仅看到的是惨状，更看到的是敌人正在疯狂破坏他们主公力图建立、并且他们也已习惯并开始认同的这个『新秩序』。
杜畿等人，以及骠骑兵卒军校的愤怒，既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同情，更是出于一种『家园被毁』、『事业被践踏』的集体愤怒。
因此，营救百姓、保护田舍，对骠骑军小分队而言，从一种不自觉的道德选择，迅速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军事政治任务。
他们在救援河洛的百姓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在抵抗侵略，在扞卫河洛百姓的安危的融合！
而面对自己的辛苦劳作的庄禾，河洛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原本那些来自于山东的，此时此刻也会渐渐地站在骠骑军这一边……
这是枣祗都未必完全预料到的，他派出去迟滞敌人的『棋子』，因其军队的内在属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拯救河洛生机、挫败曹操焦土战略的关键力量。
百姓真切的感觉到了谁好谁坏，就会本能的做出选择。
虽然这些百姓大多数都不擅长于言语。
一切的一切，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这细微的差别，源于双方根本性的理念不同，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战役之后，河洛大地的命运与人心向背。
战场不再是清晰的战线，而是完全犬牙交织的状态。
每一处燃烧的村庄，每一条烟尘滚滚的道路，都可能瞬间爆发一场生死搏杀。
曹操的破坏计划，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河洛大地疮痍满目，但枣祗派出的这些『疲敌之链』，在无意中扮演了救火队的角色，他们无法阻止所有的破坏，却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救了无数生灵，夺回了部分物资，并让曹军的破坏小队付出了血的代价，使其不敢过于放肆地分兵，行动也变得谨慎起来，也迫使曹操不得不改变了战术策略……
……
……
长安，骠骑府。
荀攸正对斐蓁说道：『韩非子曰「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今日河洛之要，便于此「恃」也。』
斐蓁皱眉说道：『枣子敬？』
荀攸点头，『然。亦有山东之人。』
斐蓁问道：『为何？』
『子敬之成，仁也，然仁者不足以畏。』荀攸缓缓的说道，神情也有些无奈，『经有闻司查探，河洛之中，多有隐匿，然山东亲亲不为报也。』
斐蓁若有所思。
『正所谓「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荀攸缓缓说道，『直者，险也，艰也，棘也。迂者，回也，困也，缓也。直非真直，迂非真迂，当先知之，方可计胜也。主公此计，便是着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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