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潜很早的时候，就考虑过，所谓天子，亦或是官府里面的官吏，经常口头上一套，行为上是另一套，表面上都是为国为民，但是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这种口头上和实际上不一致的根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斐潜一度以为，这是官僚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人心人性的问题，再后来又回过头来想，这其实是制度的问题。
人性，本身就容易贪婪，这是人生存本能所决定的，而约束本能的，一是法律，二是道德。
律法的变更，是缓慢的。
但是道德的观念，却是更新很快的，而且道德的崩坏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律法。
在华夏古代，维护道德标准的责任，原先是在儒家身上。
孔子云，何为君子？
然后他给出了答案，或者一个标准。
可是儒家并没有做好这个事情，而是很快就和权柄同流合污了。
东汉世家士族不仅仅是东汉一朝的产物，它是秦汉所开创的帝制，在其早期探索统治模式时，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相互碰撞、适应、异化后的一个历史结晶。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华夏历史走向，直至隋唐创立科举制，才开始有些修正，但是对于儒家来说，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儒教本重人世，讲修齐治平。然于生死大事、鬼神之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云敬鬼神而远之，存而不论。寻常之民，生有饥寒之迫，死有魂魄之畏也。如此，儒，既不能解其生计之困，又不能安其死后之忧。道，虽起于本土，然高士隐居炼丹，帝王求仙问道，于平民亦远矣。此时佛教东来，讲轮回，说报应，许以来世福报，恰填此空虚。此非佛道之高妙，实乃儒道之失职也！』
斐潜此言，顿时引得崔琰瞠目结舌。
这个问题么……
Who cares?
对于东汉士族世家来说，百姓是百姓，万民是万民，这是两个不同的等级。
可是真让崔琰仔细想想斐潜所说的话，也开始觉得似乎是这么一个道理……
佛道后来都争不过儒，只能下沉市场，但是又不愿意过苦日子，于是各种道会门就出来了。
市场需求。
谁都贪生怕死。
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就和贪婪一样，是刻在人类基因里面的东西，谁也无法避免，谁都需要面对，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也不分性别老少。
只不过，对于传授知识，开启民智方面来说，儒佛道都有做一些贡献，但是直至小辫子，都没能开启全体民智。
儒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矛盾的统一体。
儒家既不是纯粹的『人民福音』，也不是简单的『统治帮凶』，它既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有现实主义的妥协。
它既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外衣，也为批判皇权提供了道德依据。
它既维护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秩序中的强者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
儒教，从孔子之时开始，就已经有些像是一场『豪赌』……
儒家赌的是，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制度设计，从内部『驯化』权力巨大的君主，让他成为一个『圣王』。
这场赌局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
它成功了。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夏古代政府的道德性格，催生了贤臣、清官和善政，使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稳定延续。
同时，它也失败了。
它最终无法从制度上根本性地制约皇权，反而经常被皇权利用和腐蚀。当遇到昏君暴君时，它的制约手段，所谓天谴和规劝，常常显得特别苍白无力。
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缺陷都源于此。它试图在专制主义的框架内解决专制主义的问题，这注定了其理论的深刻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它既是帝制的维护者，也是其批判者，其传承子弟也同样表现出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双标的言行，也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带来的必然特征。
崔琰思索了很久，方有些犹豫的说道：『故而……大将军立守山学宫，开青龙寺大论？』
斐潜点了点头，语气略有些沉重，『然也。今先生忧新政坏礼法，惧民智乱秩序。然若不使民富，何以解其生困？若不启民智，何以破其愚畏？若士族依旧垄断田亩、把持仕途，则黄巾之乱，岂非前车之鉴？吾均田亩，乃抑兼并，固国之邦本；兴百工，乃足财用，强社稷之体；开考绩，乃广贤路，破偏俗之陋；倡实学，重真正，乃救儒教之弊也，使其重归经世致用之本也！此非坏儒，实乃兴儒也！』
崔琰听了，眉头紧皱。他并非是觉得斐潜所说的不对，而是斐潜所言的这些，牵扯太大了……
崔琰这一次前来拜见，目的就是为了与斐潜来『灵活多变』一下，可即便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来，依旧是被斐潜打击得不行。
这已经不是『变』了，这是天翻地覆啊！
崔琰默然良久，深深揖礼，『大将军之言，震聋发聩，琰……琰汗颜无地。昔日坐井观天，拘于门户之见，今闻宏论，方知儒门确有固步自封之弊。然……然土地、举荐二事，牵涉过广，骤变恐生祸乱。昔商君变法，虽强秦而身裂；王莽改制，欲复古而国崩。还望大将军慎之，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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