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命令执行下去，底层民众会如何想，如何承受？
陈群其实知道的……
但是他可以装作不知道。
陈群的脑海中，再次回荡起少时读到的句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了，这便是理由。
他经常说，『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说得多了，任何时候都变成了『非常时期』，『非常之法』也就变成了常见规定。
比如……
再比如……
陈群难道不知道那些一道道的『非常之法』，年年月月动不动颁布，修正，暂行，临时的各种法律规章其实都有问题？
可是他只能是一遍遍的说服自己，表示那些普通民众目光短浅，难以理解坚守邺城的重大战略意义，难以体会为了『大局』做出『必要牺牲』的深意。那么，就不必让他们『知之』，只需用强力和秩序，『使由之』即可。
关闭坊门，隔绝南北，严格管制，都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稳定大局』。
至于这过程中产生的怨气？
陈群也同样找到了理由，那不过是『小人』的『比而不周』，是不可避免的阵痛。
让『小人』继续苦一苦，忍一忍就好了。
陈群起身，缓步走到窗边。
喧嚣，仿佛就在耳旁。
模糊。
他可以去城墙上听的清楚，可是他现在却在官廨之中。
他能想象到北城墙上，那些『整饬一新』的弓弩在实战中变成笑话的场景；也能想象到南城坊间，那些被紧闭在门后的百姓，在饥饿与恐惧中逐渐滋生的绝望。
这一切，他都知道。
但他无能为力。
或者说，他选择的的方式，就是维持这个表面上的『周』，这个建立在沙滩上的、脆弱的平衡。
他还要用，他也只能用，这些他知道有问题的官僚体系，去压制可能出现的更大问题……
他不愿意去承认的问题。
只要不正视，不承认，就可以当做不存在的问题。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陈群低声呻吟着，仿佛在为自己寻找支撑。
他自问，自己未曾结党，一切所为，皆是为了曹氏社稷，为了邺城安危，这算不算『矜而不争』？
至于那些官僚的贪腐、欺瞒，那是『小人』之行。
他不去做，就能体现出自身的『高洁』，似乎就很好了……
就像是他养在厅堂里面的那佩兰。
然而，心底深处，另一个声音在微弱地反驳。
这真的是『不争』吗？
还是因为不敢『争』？
因为一旦去『争』，去彻查，去整顿，就可能揭开整个旧官僚体系脓疮，暴露出其无可救药的腐朽，从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他陈群，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又如何能挥刀自宫？
更可怕的是即便是挥刀自宫了，也未必能成功？
他想起了父亲陈纪。
父亲是以德行着称的名士。
父亲常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可如今的邺城，德在何处？
是靠着严刑峻法的《守御令》？
还是靠着那些阳奉阴违、贪墨成性的官吏？
众星所共的，恐怕不是北辰之德，而是对于权力和生存的恐惧罢了。
他知道的，他什么都知道。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的教诲言犹在耳，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在邺城，在当下的危局中，『道之以德』似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时间不允许，现实更不允许。
他只能选择『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哪怕明知这会让百姓『免而无耻』。但他觉得首先要活下去，守住城，才能谈以后，谈德治。
是这样的么？
陈群下意识的忽略了之前在没有遇到危机之时，他在做什么，那些君子又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还有时间，总觉得还可以宽裕，甚至不行了还可期待后人的智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不，陈群否认了脑海里面的讥讽之言，又给自己找到了新的理由。
他是君子，所思所虑，乃是社稷大义，是曹氏江山。
而那些底层普通百姓，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自身的『利』！
要用『义』来驱动他们，难如登天。
所以，他只能利用他们对『利』的追求，用官位、赏赐去驱策官吏，用生存的希望去安抚兵卒，用严刑峻法去恐吓百姓。
虽然这样做，和他自幼学习的『君子之道』，何其悖逆！
他知道南城的百姓在挨饿，知道他们怨声载道。
但他不敢放松管制。
因为他无法信任他们。
在他所受的教育和固有的认知里，民众是盲目的，是容易被煽动的，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存在。一旦放开控制，谁能保证饥饿的民众不会变成暴民？不会冲击北城？不会从内部瓦解邺城的防御？骠骑军就在城外，里应外合的风险，他不敢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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