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斐潜抚掌，『分职专司，方能人尽其才，术业专攻。看来此策在并北已初见成效。』
贾衢继续汇报道，『以往士途狭窄，非通经明律者难有晋身之阶。主公设立科举以来，凡在农事、工巧、算学、医药、乃至善经营、通译语者，只要确有实绩，经考核，皆可入仕，或授予相应职衔待遇。去岁并北各郡科考之士，通经者仅占四成，其余六成，皆为有一技之长之实干人才。有善治牲畜疫病之兽医，被授予厩苑令；有精于算术、清丈田亩无一差错之老吏，被擢升为户曹史；甚至有善于与匈奴、乌桓部族交易之商贾，因熟悉边情、促进互市有功，被聘为市掾属官。此举，使得许多原本无望仕途之才，得以崭露头角，为国效力。民间风气亦为之一变，父老多教子弟，莫只盯着那几卷经书，而是各展其长，各有其用。』
斐潜听得连连点头，『此方为百业皆士也。以各业取士，非是贬低经义，而是拓宽士途，使天下英才，无论出身，无论所专，皆有报国之门，晋升之阶。唯有如此，方能聚天下之力，成非常之功。梁道，科举应试推行后，民间可有何变化？』
贾衢拱手而礼，肃然而道：『主公此问，臣诚亦有所感。镇并北数岁，深察华夏之民，其韧如蒲苇，勤胜禹稷，实冠绝四海。夫黔首非不堪贫窭，亦非天性悖序。昔管仲治齐，仓廪实而知礼节；韩非论政，斩首级以授爵秩。今民所虑者，非阶序之有无，乃类商君悬木徙木，患阶牓之通塞耳。但使力耕可得粟，战功能封侯，则兆民自当箪食壶浆以从王化……』
斐潜微微叹息一声，点了点头。
封建王朝之中，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消除阶级，而是在这阶级之间，是否有可供攀爬之阶梯，自身之努力，是否能换来境遇之改善，子孙之希望！
古代封建王朝，是需要社会流动机制，也需要政权稳定性的，不能单独的取其中一项来片面化的论证封建王朝的制度问题。
一步到胃的消除阶级，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封建农业时代，是不太现实的。
老马同学表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意味着社会总产出有限，只能维持基本生存，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支持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而想要用这『有限的』社会总产出，集中起来『办大事』，就自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体。如果试图消除阶级，实行平均分配，由于剩余产品不足，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反而可能导致普遍贫困和社会混乱。
所以一个既要『集中』，又要『分配』的制度，最为关键之处，就是打造一个『希望的阶梯』。
既然阶级暂时，或者说在一定较长的时间内无法消除，那么如何让这个固化的结构不因内部压力而爆炸？答案就是构建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让底层精英看到希望。
别剥夺民众百姓穿长袍的机会！
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压力只会不断积聚。
当底层精英，这也是最有能力和野心的一波人，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时，他们的才能和精力就会转化为对现有秩序的仇恨与破坏力。
反之，如果存在一条通道，告诉人们『学而优则仕』、『军功授爵』，而不是给一件长袍虚假的穿几天，然后就公然表示，不要不舍得脱下长衫么……
只要还有希望，还能改变，那么底层的社会精英，就会将精力投入到体系内的竞争，从而成为体系的维护者，而非掘墓人。
秦之兴，是依靠军功爵制，使『猛士必发于卒伍』，让平民有机会凭战功改变命运，故秦卒虎狼之师，扫平六合。
汉之盛，是从汉武帝确立察举制，使得地方郡县当中的人才可以绕过六国贵族的限制，得政府能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保持活力。西汉初期的布衣将相格局，社会阶层在大动荡后洗牌，上升通道相对宽广，造就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
唐之强，是因为隋朝开始推动科举制度，让底层精英，尤其是寒门子弟有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而阶级一旦固化，上层统治者试图剥夺下层百姓民众穿长袍的机会，便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垄断九品中正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阶层彻底固化，上层骄奢淫逸、不思进取，下层精英报国无门、心生怨怼，最终导致长期分裂与动荡，在国内无法得到有效晋升渠道那些人自然转投到了五胡之下！
那些固守特权的门阀世家也在战乱中灰飞烟灭，使得华夏板荡，民生凋零！
华夏每一次的重大灾难，都不是简单的某个外因外族，而是『内外合力』！
一个健康的王朝，会尽力维持这条『阶梯』的通畅，用『希望』来驯服『不满』，用『流动』来防止『板结』。当这条阶梯变得狭窄、腐败甚至断裂时，就意味着这个王朝的『天命』将尽，社会精英将不再试图通过体系内的努力来改善境遇，而是会选择掀桌子，用暴力来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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