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所谓的“变通”与“心易”实乃是江湖术，邵乃是江湖术的鼻祖。《梅花易数》“占卜论理诀”里说道：“数说当也，必以理论之而后备，苟论数而不论理。则拘其一见而不验矣。且如饮食得《震》，则《震》为龙。以理论之，龙非可取，当取鲤鱼之类代之。又以天时之得《震》，当有雷声，若冬月占得《震》，以理论之，冬月岂有雷声，当有风撼震动之类。既知以上数条之诀，复明乎理，则占卜之道无余蕴矣。”
这实际还是讲“变通”，说白了就是展开联想，但联想中要与符合的事物现象联想到一块，实际或是江湖经验，没有江湖经验如何联想呢。但“变通”或“联想”其结果就是江湖经验，实质就是江湖术，也就不按书上哪些套路了。因为按八卦纳甲的那些套路去推断是行不通，断不对，不得不运用“江湖术”，否则“术数”行业就无法立足于市场。
邵雍的“心易法”的理论内核提现在“三要”与“十应”说上。
《梅花易数》“三要灵应篇里讲”：“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占决之际，寂闻澄虚，静观万物，而听其音，知吉凶，见其形，知善恶，察其理，知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其理出于《周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法。……原夫天高地厚，万物散殊，阴浊阳清，五气顺布，祸福莫逃乎数，吉凶皆有其机。人为万物之灵，心乃一身之主，目寓而为形于色，耳得而为音于声，三要总之，万物备矣。”
此三要说明要运用耳，目，心这三种器官进行观察与思考，这是占卦断事的关键。这是让充分运用感觉与思维器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说明占卦断事是人的判断，而不是神的兆示。从这一点来讲，邵雍从神学又走向了理性。但却与筮卜结合在一起，也就失了进步的意义，其理论变成了巫术的女佣。
邵雍虽体察到“三要灵应”，着眼于现实，即客观世界里的变化。观察分析以变通卦象，而用在占卜吉凶上。他的“心易”，通俗的讲就是后天经验。这为后学江湖术寻得卦术筮法的技巧，并为江湖骗术打开方便之门。
“十应”者，在“十应奥论”里讲：“十应固出于三要，而妙乎三要。但以耳目所得，如见吉兆而终须吉，若逢凶谶又免乎凶，理之自然也。然以此而遇吉凶，亦有未然者也。”
“三要”是讲着眼于客观世界，从感性到理性的判断。而“十应”是要根据天地人，自然，社会现象与卦结合而进行占算。这“十应”就是人与天、与地、与人、与物、与言、与色、与字相感应而体现到卦里。这十种感应，应是应象，即把自然社会的应象，运用到八卦筮术中。以观物为手段进行占卦断吉凶。“十应”要通过“三要”的结合，把所看，所听，所思，运用到卦法上，以断人事吉凶。若这种“十应”，把天、地、人，自然与社会里的现象的观察与体验，来分析、归纳以此预测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无疑是科学的预测了。可邵雍把这现实本属科学的“三要”与“十应”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八卦筮法上来推断人事吉凶，这就成为反科学了，或叫伪科学。这就又转向“天人感应”上去了。
如“天时之应”里说：“如天无云翳，明朗之际，为《乾》之时，《乾》、《兑》为体，则比和而吉，《坎》为体，则逢生而大吉。《坤》，《艮》为体则泄气，《震》，《巽》为体则见克而不吉矣。”
这又陷入五行生克模式里去了。这吉与不吉，只能用“天人感应”论去解释，否则没有其因果关系。邵雍的“心易”论中，某些理论本是一种进步，可把进步的学说，装进神学的套子里，本应是理性的东西，一下子暗然失色了。这也说明古代虽有心思的学者，可最终突破不出传统的巫术文化思维模式。
通过邵雍的卦术，已知邵雍的《梅花易术》虽然名称里出现了一个“易”字，但并不是《周易》或《易经》的代称。邵的《梅花易术》是在前人的八卦纳甲筮法上的新演义，而确确实实与《周易》无关，即不是注释今本《周易》，也不阐释今本《周易》
我们说了北宋的邵雍，再来说一说南宋的朱熹，在后封建社会里的筮术道路上，朱熹也不遗余力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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