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余时英对“君子”的说法：“君子在最初即非道德之称，更不是天子之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下层庶民纵有道德也不配称为“君子”，因为他们另有小人的专名，“君子”之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自然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手里”。（《内在超越之路》）
确实“君子”与“小人”起初是个对称的身份概念。“小人”纵有道德也不配称为“君子”，因为“君子”本不是道德概念，当然小人再有道德修养也不能进入君子的行列，“君子”是个血缘的统治阶层，“小人”是被“君子”统治的对象。只有到了后封建社会，“君子”与“小人”才变成了道德概念，而失去了身份概念。
《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义指向，最恰当的是亦君亦侯的在位者，即西周有身份的在位者。
《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君子”，与其之前《诗》里出现的“君子”的指向有所不同了。《诗》里出现的君子，指谓的是周王，是对周王的颂称。而《周易》里的“君子”已不是专指周王，也不是指君王，即当时的指有国有家的在位者。
《周易》里的“君子”与后儒（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所称的“君子”也有所区别，即《论语》等儒学中的君子称谓有所不同。在三个时段里产生的《诗》（西周中期以前产生的诗作中出现的“君子”是特指周王）、《周易》（《周易》里的“君子”是指亦君亦侯的在位者）、《论语》（《论语》里的“君子”是指“学而优则仕”的为官者）。三部书里出现的“君子”的称谓，代表了三个时段的发展过程。这三种书里的“君子”指称虽有所不同，但无本质区别，故先秦的“君子”一词是个政治概念。
西周中期产生的诗作里出现的“君子”一词，是指“周王”，是歌颂周初文、武、成三王的颂称，那些诗是周朝的王室成员或封国成员歌颂先王丰功伟绩的颂歌，“君子”之意是褒奖先王的称呼。
《周易》一书并不是王室成员歌颂先王之功德的书，而是独立思想者而为有国有家者（即“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是广义上的称谓。即西周有国有家者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周王已名存实亡而诸侯国家独立的时代背景下的“君子”称谓，那么《周易》里的“君子”就是指有国有家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是区别于被统治者的“小人”的统治阶层。
一些学者认为“君子”一词经过孔子师生努力，大体在战国时期就基本完成了从血统论到道德论的转变，而事实上这个转变是随着帝王制度的确立而完成了转变。
《论语》里的“君子”虽然设定了浓重的道德内涵，但从《论语》里对君子的论述内容来看，看不出什么从血统论到道德论的转变。若从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的这种“君子”与“小人”的对称的一对概念上来认为是从血统论变成道德论是不准确的。而“君子”与“小人”这一对称的概念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建立了起来。如：
《遁》：“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观》：“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剥》：“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解》：“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革》：“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若把先秦里的“君子”和“小人”认为是一对道德概念，那么也并不是孔子完成的，而是《周易》作者。但先秦的“君子”与“小人”这对概念，并不是道德概念，而是身份概念。《论语》里的君子已然是个政治概念，虽然给“君子”赋予上浓重的道德内涵。但完全不同于后封建社会里把“君子”与“小人”变成人格道德上褒贬的专用词。 后封建社会里，凡是符合封建道德礼仪规范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君子”，在后封建社会里的“君子”一词，已经失去了身份的含义。
总之，《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一词不是个道德概念，而是个身份概念。《周易》里所言的"君子"是指西周周天子下有家、有国的分封贵族统治者。《周易》构建的“君子”概念，是行“君子”之治国的政治目的，既培养出有贵族身份，又有修养才能的理想治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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