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又说：“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言吉凶而因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之言，无复包含赅贯，曲畅旁通之妙。”(《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佰恭)
朱子认为《周易》里的卦爻辞是文王、周公作的，“是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明训诫的”，就是现在所说的算卦指明命运前程，让你安于命运的按排而已。到孔子作《彖》、《象》、《文言》就“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被说其义理以明之”，而“后人就跟着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意了”。那么，朱子认为的本义是什么呢？就是“占筮”的本义了。所以朱熹要作一部《周易本义》恢复文王、周公作“卦爻辞”是说明占筮的。这就是朱子作《周易》的“本义”所在。朱子认为的是始孔子与后人讲义理是违背了先圣的本义了，这朱子谬说的“《周易》为卜筮”一至影响到今天的学界。朱熹哪里明白《周易》一书被史巫篡改演变的历史过程呢？后人跟着朱熹也就以讹传讹。
朱子又说：“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倒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朱子文集卷六十》)
这就是朱熹为何要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的用意了。他要恢复先圣文王、周公筮卜的本义，再不能让后儒们所言象数义理“穿凿”与“汗漫”这本义为筮卜(算卦)的《周易》了。
我们不仿再回顾一下《周易》学术发展上形成的“易学”史。从《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两派而运用，先是在《左传》史书里记载出现史巫以《周易》筮之，而上层士大夫以《周易》作为义理之书引用。这自春秋就形成了筮书与义理书两种运用之。而孔子始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进行阐述。认为《周易》是义理之书，并站在义理角度求其德义，符合先秦生活中真实的孔子思想。
先秦《易》学虽是以“象”释注《周易》，与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不同。但先秦“易学”以“象”以释《周易》义理与象数筮术有着本质的不同。“象数易学”虽然以八卦取象结合《周易》里的文辞，而解释《周易》一书的义理思想，毕竟是讲道理的文章，有其积极的义意。自战国末与秦汉之际的《系辞传》、《说卦传》把《周易》与八卦卜筮媾结一起系统的理论化，又把《周易》从“筮”与“理”混合与一起论之，形成了亦巫亦理的说法来。自此亦理亦筮的说法对后世“易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象数阴阳灾异说正是从《系辞传》文的影响，发展了象数易学。汉京房虽然改造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从此将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说明八卦筮术是离不开八卦与象数这一方法和工具，用《周易》文辞比类人事吉凶的结果，纯是史巫的穿凿附会。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筮术，无疑启发了后来象数义理解《易》的新认识。自王弼承前人的象数释《周易》于义理。把《周易》一书系统化的进行了义理的释解，虽然也加杂着一些象数说，但并不背离《周易》原创性质，即《周易》原创性质是义理之书，而非是筮卜之书。虽王弼注释今本《周易》，不杂筮说。
自西汉把今本《周易》做为经典之书，奉为五经之首，是帝国里当做经典理论去学习，而不是当部算卦书让士子们去学习。唐代已然是这样，做为科举取士者的儒家理论学习之书，而决非是当部算卦书来考试科举取士者的算卦水平。
而到了南宋的朱熹却把《周易》看成筮卜之书，这是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认识，是与真孔子对《周易》的理性认识正相反。
我们且看朱熹《周易正义》一书里的说法。
《周易正义》开卷这样说：
“周易上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以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这开卷所讲的三圣之《易》，就是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经”之内容。而朱熹始此说里又混淆《周易》概念，出现了一个"经传"的错误说法。因自西汉时不但《周易》称经，而且认为是孔子作的《易传》也为经。故不能称"经与传"，正确的称法应是《周易》与《易传》。《易经》之称的内容不单单是指《周易》，而且是包括了伏羲画卦，孔子作《十翼》（《易传》）。
朱子《周易正义》一书里在对《乾》卦里的卦爻辞解释道：“‘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异物成务之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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