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真对“减损”讲述的辩证道理。作者善用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所立论的道理，即通过举例来辩明事非。
在题目里，作者运用“祭祀”举例。在作者看来，对待祭祀，就应当减少，减少到祭品用两只“簋”所盛粗粮就行了。在那个时代王室与贵族统治者没有不迷信与重视祭祀的，以求得神灵或祖先神的保佑。而作者能有如此的进步思想，这与《周易》作者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分不开的。在对财富的积累上，作者认为不做邪恶，即正当的渠道获得的财富，是正确的。本篇通过生活事例来说明“减损”的辩证道理，而这些事例本身就是比喻的手法。而寓意当损的则损，不当损的要大力增益的道理。
《损》文如诗的句子：
有孚元吉
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已事遄往
酌损之
利贞征凶
弗损益之
三人行则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友
损其疾
使遄有喜
或益之十朋之龟
弗克违
弗损益之
利有攸往
得臣无家
四十二、《周易》第四十二篇《益》文，为君子讲述增益防灾，惠民施爱的道理
（原文）
“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译文）
“四十二、增益，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好增益，将有大作为，是大吉祥的事情，而没有过失。若有了财富上的大积累，不苛刻，不邪恶，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灾荒之年，没有过失。爱护百姓且居中行事，应告知诸公，并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民之心昭示于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诸公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做迁徙国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有了爱，才能回报于施爱者的恩德。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又立爱心不能长久，就危险了。”
(解读)
“益”：富裕；增加。本篇是上篇“损”的姊妹篇。而本篇的立论是“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这是说“无论财富与爱心的增加，既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能顺利地实现大业。”这里的利涉大川是比喻。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本段是围绕着“命题”展开的论述，这里的“为”，指“作为”。“作”：做；作为。 本段意思是：利用好增加的财富或民心，可办成大的事业，是非常正确及有利无害的事情。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本句在上篇里已出现，其意思是一样的。“十朋”：很多的钱财。弗:表示否定，相当于“不”。克:能。违:违背，违背正道。本段是讲“拥有财富，只要不苛刻，不邪恶，永远都是吉祥之事”。
“王用享于帝，吉。”
若国家有了增益，即富裕了，又能守正。那么，“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里的“王用享于帝，吉”，与上篇《损》里所讲的“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个对比的写法。这里是讲，财富有了大发展，有了大收益，君王即使祭祀天帝，也是好事情。这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增益了，还要不苛刻，不背正道。这里的“帝”，即“天帝”，被认为是万物的主宰。而这里明确指向是“享于帝”，不同于《损》篇里的“享”。“ 享”是指祭祀品，而“享于帝”是指对天帝的祭祀。当然，这里也体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收成不好的年份。“孚”:爱，上对下的关爱。“中行”：中道而行，不偏不倚；比喻公正，公道。“圭（guī）古代的一种玉器。“用圭”：君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一种玉制礼器。本句意思是阐述：增加的收益要用在灾害的凶年，是没有过失的。爱民与公正的行为，要使诸公们明白这种道理，并把这种行为昭示于天下。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告公”：告知王公。“从”：听从；顺。“依”依据。“迁国”：迁都。
本句还是承上面内容的继续，增益后，才有利于干大事。国家有了财富的积累，又有了爱民这可获取百姓信赖的基础。也就是题目所立论的“利涉大川”的目的。是什么事情能有如此大的举动。既离不开经济实力，又离不开诸侯公们的支持，这就是本段里提出“迁国”的大事。为何这里提出迁都呢？西周晚期是内外交困，内有诸侯坐大，不再拱王听命；而外有异族不断地侵犯与蚕食。终于到周幽王时，幽王被诸侯国君勾结西北异族势力联合进攻下所杀，也就结束了西周王朝的历史。平王立位后，不得不被迫迁都洛邑，即今天的洛阳，是为东周的开始。本段无疑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在西周建国后发生的迁都事件，只有平王东迁。这说明《周易》成书的时间，离西周迁都洛邑的时期不会很远。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特别是西周王朝受到西北民族势力的威胁，周王只有迁都洛邑。这是大势所趋。在作者的眼里，改变王朝的命运，避开西边异族势力的入侵，也只有迁都。迁都是势在必行的出路，可是迁都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举国震动的大事，自然要有多方面的基础奠定。也就是作者提出的财富与民心的增加及王公们的听从。而这一段内容也间接地反映了《周易》一书产生于西周后期，而不是西周初期。更不是什么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因为《周易》的思想内容整个与西周初那个时代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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