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成为工商业经济的中心。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为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正是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经济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的文化盛世，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群星闪烁，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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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政府并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业。
中国三代时期，唯战国时期的一些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也正是战国时期“邦国”处于竞争的大社会环境，铁工具在生产中广泛的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邦国”的竞争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战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后封建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就是靠先秦那些诸子思想哺育、喂养着，类同西方的文明是靠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哺育成长。
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城市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建立起来。从先秦到明清作为中国城市基本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主要与国家政治有关，是国家施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社会体制的枢纽。
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是根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正是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基础保障。城市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堡垒，并不是做为工商业的发展功能而存在着。那么，为何中国城市是这种的延续着呢？正如张光直所言：“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代城市，我引侯外庐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城市与以前氏族制度的延续性。侯先生这样讲道：＂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都不容易和土地的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统一。＂
"用这个特殊性和其他的文明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亲族制度和国家的统一关系，就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还加强了。”（《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2页）
不过张光直引述侯外庐先生的那段话里说的“氏族奴隶”，笔者认为商周不是奴隶制。自然住在农村的是农民（“小人”），是农业生产劳动者。氏族贵族住在城市，而为氏族贵族生产劳动的氏族农民住在“邑里”的种田者，当然是隶属于氏族贵族的，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既无出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国家，也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国家。
中国从原始氏族聚落进入城市聚落的国家形态，从商至清，只经历了稍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形态。
一是以血缘（王室）家族分封统治的国家模式（商、周）；二是以血缘（王室或皇室）家族委派制（或官僚制），即委任臣奴统治的国家模式（秦至清）。商、周不过是以血缘管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模式，而秦（追朔到先秦）以降不过是以臣奴代理王室血缘家族的一种管理统治模式而已。根本不同于西方出现的地缘管理，血缘管理正是氏族遗制的延续。
中国古代（即前后封建时代）国家形态，只不过是氏族血缘遗制的延续。“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血缘家族行施集权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实质是为一个血缘家族（王室或称为皇室）利益展开的一切活动过程。一个血缘家族（王室）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垄断，以保持血统地位，子子孙孙万世江山不移。严格的说“国家”在中国前后封建社会几千年里就没有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也没有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探讨。只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王”家理念。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几千年同样保持着“连续性”。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是个没有变化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到了近代，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大清王朝还在实行着血缘管理的氏族遗制。
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天然般的联结着，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城市是农村的对立物。中国城市是农村各个聚落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农村聚落发展上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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