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宗教性质以及中国人信仰来看，中国古代文化，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是个萨满式的文明”。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巫术的思维上。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天命”与“巫术”。“天命”与“巫术”成为帝王时期的中国人的绝对精神理念。
正如布留尔所说：“格罗特关于中国人也指出了同样的情形，一般的研究者们都经常强调‘野蛮人’非常‘迷信’。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思维行事。如果他们不‘迷信’，那才是怪事儿，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哩。”（《原始思维》[法]列维—布留尔着，商务印书馆，丁由译，1981年版，第281页）。
也正如在清末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人切斯特·何尔康比所见中国人迷信，而这样说道：“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可以很好地探究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的地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则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完全被迷信的观念浸泡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迷信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无论工作还是娱乐，迷信都制约着人们的计划。它可以使人们美梦成真，也可以使之成为泡影，它能带给人们万贯家私，同时也能让人倾家荡产，身无分文。迷信还影响着男女间的姻缘，它不仅决定了哪两个人可以结成连理，而且举行婚礼的日子还要根据迷信来定。有时，人们在无法将事情处理好的情况下，就会迷信地认为这必将影响一家之父与孩子们的关系，甚至可以使其阳寿大减失去生命。而当一个人死后，其后人在为他选择墓地的位置，出殡的时间以及入葬的方式上都少不了迷信。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弥漫着迷信的气味，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低级平民。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它的影响和支配，甚至人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迷信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它反复于严密的逻辑之间，挑拨离间，颠倒是非。它不单单在个人家庭中潜藏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国家重大的事务中，例如有关国家繁荣昌盛（我们且不说有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事情）的问题，也往往是由迷信掌控的。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很多可供查证的事实。比如说，一个在中国居住，头脑灵活的外国人一旦同中国人混熟了，那么不久后他就会感到，迷信在这个帝国中就像天空中布满的蜘蛛网一样。他整日都被困在这些蛛网里，跌来撞去，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丝乐趣，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感到非常烦恼，无所适从。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迷信观念绝不是蜘蛛吐出的丝，而是坚不可摧的钢线。”（《中国人的德性》[美]切斯特·何尔康比着 王剑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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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迷信，是人共所知的。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迷信已然像幽灵一般，使中国人挥之不去。为何原始的宗教信仰，却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得到如此有效的延续。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的连续性，而不曾发生断裂。
“中国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连续性，为何是这样呢？我们先秦不是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么？按照雅斯贝斯所论，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的人类文明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历史轴心时期。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斯着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7页 第13页 第14页）
确实临近公元元年时的前几百年里，东西出现了一场“精神运动”，即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期”成为东西方两个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那场精神运动成为西方文化之源。而中国先秦诸子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都称谓一场“精神运动”，但结果却是同途殊归。两地完全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形态。
按张光直的观点比较准确的揭示东西文化特征。即东西文化表现的是：一个是“突破性”，而另一个则是“连续性”。既然东方的中国是个连续性的文化，那么先秦那场“精神运动”似乎没有起多大作用。东方的“轴心期”并没有结束几千年的古代文明，而是延续了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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