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属错误的“象数”去注释《周易》一书里的文字含义呢？沈驎士的注释同理是“象理”结合（即象数与义理）。
其三是引用东晋干宝对这句爻辞的注释。即“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这干宝的注释是典型的汉代“象数”注释法。先是从“象数”说里的爻位（位始，故称初）说起，再到阴阳爻数、月建、纳甲等来注释“初九，替龙勿用”，又通过对所谓文王羑里作爻辞的讹说，而引申到“勿用”二字的这种胡诌八扯上。若不懂“象数”是何，焉能知道这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吗？即使懂得象数之说，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也无助于对《周易》文辞之意的正确理解。
第三对今本《周易·乾》卦第二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引用注释，此条共引用了三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一条注释，即“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王弼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易学”着作是《周易注》，即对《周易》和属《易传》文里的《彖》、《象》（大小象）、《文言》进行了注解，而对有卜筮说法的《系辞传》和带卦字的《说卦》、《序卦》、《杂卦》不与注释，被易学史上认为是“义理派”开创者。实际王弼继承遵循了他所注释的属《易传》里那些内容注释方法而已，并不是易学上“义理”的开创者。但王弼的《周易注》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时孔颖达奉旨编辑《周易注疏》为官方科举上五经之一的教科书，就是采用王弼《周易注》为蓝本的内容之一。
通过王弼对这一爻辞的注释，却与重象数注释法不同，虽多从今本《周易》文辞上注重文字意的注释，但也没有完全抛弃属“象数”上的东西，如此处的“虽非君位”和那些数字说法，都属于“象数”里的数位爻题内容。王弼本身面对的是部卦爻格式的文本《周易》，也不可能摆脱属“象数”之说的东西。但王弼却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而注释今本《周易》者，无疑是可贵的。当然王弼重义理而注释今本《周易》，依然是按照卦爻格式而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并遵循《易传》里的《彖》、《象》注释法而注释，是最早以《经》（《易经》里的内容）解《经》（《易经》里的今本《周易》）范式，其注释之意也并不符合原创《周易》本义，这一点要明确。
二是引用东汉末期郑玄的注释，即“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郑玄的注释依然采用的是“象数”注释，但这说法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何意，是无异于任何帮助的。这犹如胡诌八扯的说法，如何从“二、三、地道”，到“地上即田，故称"田"也”这说法呢？地上不但有田，还有山与河呢？这种注释显然是牵强附会。
三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即“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这说法同上面对第一爻辞的注释方法，即典型的“象数理”注释法。用阴阳爻数与十二月建之说，永远也联系不到所谓这一爻辞（文字）的内容含义上。况且“阳气将施”，就是“圣人将显”的征兆吗？又如何引申到“故曰"利见大人"”上呢？这种注释法，犹如胡诌八扯。
第四是引用对《乾》卦第三爻辞“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共引用了四家的注释。
首先引述东汉末期郑玄的说法，即“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郑玄是以“象数”里的天、地、人配一、二、三数（三才）天道思想现来说今本《周易》。前一爻郑玄的注释是“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此处出现的是“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郑玄把“三才、天地人”之说用到爻位上来说所谓的爻辞内容。这一爻辞内容里出现有“君子”一词，郑玄就通过三才之说引到对“君子”的说法上。但这爻辞里的“君子”是何意，郑玄等于什么也没说。
其次是引用三国时期吴国虞翻注释，即“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而虞翻又不同于郑玄的说法，但虞的说法里“离为日，坤为夕”应为八卦取象（象数里取象法），而“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之说是“象数”里的“数”说。这是属西汉阴阳消息之说法，因八卦配数字，十个数字又附会上阴阳。但这种注释无论如何也取系不上所谓爻辞内容的含义。也别以为这是多么神秘莫测的学问，实乃所进行的注释与被注释的内容是两不沾边。这种“象数”易学，既是《易经》文化拉圾，又是《易经》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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