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先凯！你的?报！到门房取。”办公室大妈刘红梅占据着房间里唯一的电话，每个人的信息都要经她来传递。
苏先凯茫然抬头，大方脸整个是迷糊的状态。
“哎呀，你的电报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呢，赶快去看看吧，别是老家有什么事了，你们那村子在山里头吧，发个电报挺不容易的。”办公室大妈的语气有些古怪。
苏先凯闷嗯了一声，书签放在刚刚看过的位置，出去了。
大妈瞅着他的动作，又觉得不爽，口中道：“天天看英文的杂志，好像就他看得懂似的，还不就是个助教！”
办公室大妈的对面坐着两人，只是笑不说话。
苏先凯出了教学楼，气闷的踢了一脚石头。
他是从太行山里考出来的学生。所谓的革命老区，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却只能说是又红又专，但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所有人说起太行山，第一印象就是穷。
办公室里的老教师刘红梅更是三五不时的将“穷”和“山”挂在嘴边。
原因很简单，刘红梅的儿子和苏先凯同年毕业，苏先凯因为成绩好而留校了，刘红梅的儿子却因为只读了不出名的大专，没能分配到学校里来。
两个年轻人不同的命运，却在刘红梅心里扎了一根刺，或许是更年期到了，刘红梅逮到机会，就要讽刺苏先凯两句，方才觉得快活。
自然的，苏先凯是不会觉得快活的。
正相反，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用后世的语言来评价，刘红梅就是在施展冷暴力。
然而，苏先凯虽然天天都看论文，却对此无可奈何，他可以去实验室，但实验室是多个小组公用的，做完了实验就要出来，他也可以去教室，但教室也是给全校学生使用的，上完课了就要离开。
学校还要求老师坐班，以方便学生来问问题。
很少有人来问小助教问题，于是，苏先凯每天就在图书馆和办公室打转。
因为学校里拿不出经费给青年教师，所以，苏先凯等年轻人必须先做理论研究，只有理论研究做的好了，才能增加经费。
苏先凯迫切的希望能够写一篇理论稿子出来，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继而拿到学校最高的3000元经费，做自己想做的项目。
拿到经费，开启项目，不仅意味着脱离“新人”阶段，还意味着自己有新的办公室可选，哪怕是最差的项目办公室，苏先凯也可以第一时间搬过去。
中年妇女的怨念，实在是太可怕了。
苏先凯一边为未来做计划，以对冲办公室大妈的邪气，一边加快脚步。
他是极少收到电报的。苏先凯上一次收到老家的电报，还是一年多以前，里面就四个字：母病速归。
苏先凯吓的心慌，连夜倒了几趟车，站着回了老家，结果是母亲的老胃病犯了，住院缺钱，弟弟偷偷的拍了电报。
就是这么简洁的四字电报，苏先凯还被老父埋怨多次。“能吃一笼素包子了”差不多要成苏父的口头禅了。
苏先凯也担心家里有什么急事：秋收在即，莫非是家里的大牲口出了事？牲口得病也就算了，家里人可别得病了……
苏先凯胡思乱想着，进了门房，问道：“大爷，是不是有我的电报？”
门房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取下来看人，见是位面熟的年轻老师，即道：“电报和信都在右边筐子里，你拿自己的，走前记得签名，别拿混了。”
叮嘱结束，门房老大爷继续看他的报纸。
苏先凯只好自己在竹筐里找信件和电报。
一个学校每天的来往信函是极多的，正常人的正常联络都用平信，有的人一天能寄好几封出去，门房的信件还都是寄给老师，否则数量非得增加十倍不可。
苏先凯正翻找期间，又有人来了，叫道：“老，有我的信吗？”
门房大爷照例取下老花镜，瞅了一眼，就见他一个筋斗云翻下来，火眼金睛的道：“王教授来了，您的信我放抽屉里了，担心给弄脏了。”
一封信分分钟递给了对方。
苏先凯这时候仰起头打了个招呼：“王教授。”
“小苏也在啊，行了，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还有个实验没做完呢。”王教授笑了两声，取了信就走，一点时间都不浪费。
苏先凯有些不爽的继续翻信件，他的电报属于急件，原本更应该单放出来。
然而，门房大爷并不鸟他，他也无可奈何，学校的气氛就是如此，沉闷而保守的气息，始终未曾消散，当然，还免不了有浓厚的官僚味飘来荡去，像是狐臭似的，寻之不见，缭绕不去。
门房大爷只认得校领导和院系领导，有名或厉害的教授副教授也会被记住，除此以外，谁都不能在他这里混出眼熟来。
“找到了。”苏先凯一边腹诽，一边找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电报。
“工作证带了没？”门房大爷将签名本推了过来，指指下面，道：“签名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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