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时期，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被人熟知的就两条，“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除此外，其实还有个项目，那就是“火耗归公”。
之所以出现火耗归公知道的人少，那是因为此事主要涉及官场而非百姓。
火耗归公后，老百姓其实依旧按照被加收的火耗缴税，并没有因此减少赋税。
只不过多收的火耗从官员手里转到朝廷手里，增加了财政收入。
当然，为此，雍正皇帝推出了“养廉银”，只不过最终是失败的。
而在魏广德这个时候，通过推行铸币的法子，从根子上就解决了火耗的问题。
火耗本质是税制改革的衍生问题，源于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赋税征收由实物转为货币。
由于银两熔铸损耗难以精确计算，地方官员借此加征高额火耗，导致国库与百姓双重受损。
当户部铸造官制银钱和铜钱后，自然不存在银两熔炼的问题，自然也就让火耗问题没有了产生的土壤。
加之当时朝廷利用常盈库里的银两大批量铸钱，又制定了铜钱和银钱之间的兑价，自然从根子上就解决了“一条鞭法”存在的一些弊端。
说实话，魏广德很多时候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朝已经把白银纳入了事实上的流通货币，但却一直到清朝中期以前，都没有铸造过银币。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明清时期也铸造银币，但那都是宫廷铸造，用作赏赐之物。
也就是说，其实明、清两代皇帝都知道金银可以铸币，甚至他们都接触过西洋银币，但是却始终没有在朝廷里铸造。
直到魏广德接触了工部，了解铸造过程后才知道。
如果不是他推动工部匠人去户部，单单就宝源局里那些人，铸造铜钱没问题，要铸造金银钱币，依旧非常困难。
其实，金银加工在这个时代技术很高，但是大批量铸造钱币的技术，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早期的西班牙鹰洋，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银饼算不得银币，每个鹰洋都是铸成银饼后手工称重，剪掉多余重量或者补上一块，保证每块银币重量一致，然后再砸出文字表明身份。
而不是通过铸模成形，因为这个时期对金银成色的控制技术并不高，炼制不出来。
简单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没有先进的铸币技术，搞不出来。
而大明户部也搞不出来，是工部安排匠人过去，多次尝试后才完成的铸造。
就算如此，现在每批银币出厂，都还要专人鉴定并留存样品。
同时期倭国流通的银钱也是如此，砸成银饼或者银条，直接在上面刻字显示重量作为流通依据。
所以，银制大明通宝虽然和后世“袁大头”相比略显粗糙，但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顶一的精工产品了，也让大明银元扩散到海外。
这种情况，是魏广德乐于见到的，所以之前天津、松江府等官员上奏，询问是否禁止大明银元外流，就被魏广德给否了。
户部每铸造一个银币，可以获利大约七十文，这是在扣除全部铸造成本后的净利润。
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
那是十六抽一的税收。
现在的大明钱法，因为白银成为货币，已经有所变动。
一两银子为十六钱，每钱银子当七十文，所以一两银子相当于1020文铜钱。
金银兑换则是随行就市，朝廷并没有规定兑换比例，这也是为了防止被金银兑换价格变动而绑架。
朝鲜、南洋和倭国的白银，正在通过海上一条条商船被运进大明，然后被铸造成银币，再流向海外市场，亦如百年前唐宋铜钱通行海外一样。
只要有充足的银料，大明铸钱就会一直赚钱，阻止流通海外反而会妨碍户部赚取更多的钱财补充国库。
而魏广德在走进内阁值房后，这才打开陈矩的信纸，随即就是深深的皱眉。
这里面的事儿，魏广德是看不明白的。
张宏为什么在昨天找张鲸，他是知道张鲸去了张四维府上。
“难道，张鲸做的那些事儿，张宏不知道？”
一个念头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搞不清楚具体原因，大串联在一起，似乎只有这个解释。
张鲸找张四维，张宏不知道，所以才在宫里找人。
“嘿，这还是个二五仔。”
魏广德心里马上就对张鲸有了这个印象，自此以前，他以为张鲸的所有作为，都是张宏在暗中指点。
因为他是内廷仅此于冯保的人物，是有这个动机的。
关于弹劾王国光的奏疏，仿佛就只那么一件，冯保好像并没有安排后手。
或许他以为，只要有他的人先开炮，后续就会有许多官员跟随，一起上奏弹劾王国光。
可是显然他失算了，就算张居正似乎失宠，但王国光终究是吏部尚书，不是一般官员敢参劾的。
整整一天时间里，都没有第二份关于王国光的奏疏被送进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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