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颁布的《农桑令》最大的弊端在于相国公孙岳铸钱无度，导致通货膨胀。商人为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转而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以耐储存的生活物资，购入价格相对恒定保值，而市场需求量极大的粮食。
而粮食的主要来源是君主和权贵控制的国家机器，要想换到足够的粮食，只能贿赂权贵，从而换取粮食。
由于铜钱贬值严重，而金银等贵金属数量较少，商人都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与权贵交易特权，从而购买了大量粮食。
久而久之，权贵和国库中的挤压商品增多，而粮食流出国库，转而流向志国、孙国等粮价当时较高的国家，时年又恰逢大旱，国库与权贵手中不能吃的商品和金银反而换不到粮食。
结果只能是十几年下来，随着生产力恢复，此前囤积的大量陈年旧货大量开始变质霉烂，即便是布匹、皮革、丝麻这等耐储藏的商品，储存三年五年年问题不大，十年八年也可以，但再久，保存技术的制约必然要腐烂。北地又多湿热，变质是必然的。
如此巨量商品囤在手中任其变质，亏损的还是国库。
由此公孙岳与权贵一番商议，决定以《推商税》名义，剪除国内商人，以此达到垄断市场，替权贵勋戚牟利的目的。
商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商品运输、销售、生产等众多环节，打击商人就是破坏生产力，生产力降低，商品需求量不减少而商品产能降低的情况下，价格就会上涨。
此时只要严控海关，再放出陈年旧货，老百姓作为市场的被动接受者，在没有新货补充的情况下，就只能买变质的商品。
布匹、衣料、丝麻、皮革、油脂等等民生物资无一不是老百姓生计所必须商品，但又可以降低质量标准的商品。
老百姓不是达官显贵，对生活的质量的要求极低，衣服破了补补可以照穿，灯油难闻能照亮也就行了。
公孙岳正抓住这一心态，在打击国内商人的同时，大肆放出积压多年的存货，以换取钱财，同时还能以打击奸商名义，抄没家产，以此达到国家敛财的目的。
想通这一切，百里燕（既魏贤）只感胸口冰凉，此前还不曾想到这一点，姜蓉点破最后一层窗户纸，新政的最终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他说道：
“主公，陈先生之计可行。”
“哦，魏先生也如此认为？”
“只是，劣质商品来势凶猛，数量恐怕甚于主公府库十倍甚至百倍，倘若开仓放货，根本用不了几时，都将售罄一空。届时市面上依然还是劣质商品的天下，放出的存货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徒劳无功之举。”
国库和权贵手中挤压的商品少说有七八年的存量，这么大的存量在全国出货，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此番税金司专门派宦官前来广信，其一是销赃，束缚姜闵的手脚，不让他痛下杀手。其二是吸走广信城的赋税和钱粮，以目前形势，劣质商品倾销不可能只持续几个月，这么大的存量以及高价，势必要持续一两年才能消化掉。
但一两年后全国的商业网络摧毁殆尽，生产力严重倒退，又将是一轮经济危机。届时广信城的经济摧毁殆尽，广信公的实力自然也就削弱大半，少说十年八年恢复不了元气。
但并非说新政全无任何好处，《农桑令》本质上因为未曾遇到的弊端，改革基本是失败的，但因江东一战败于晋国，咸国一朝成为晋国下邦，咸国的经济问题，通过贸易输入晋国，晋国欲吞并咸国，当然不可能坐视自己受损，同时将来接手一个烂摊子。
于是在江东一战后，晋国输入大量米粮，稳定了咸国粮价，同时也间接的控制了咸国粮食供应，令咸国无法摆脱晋国的经济控制。
想要摆脱晋国控制，贸然开战显然也行不通，兵不血刃的驱逐晋国，只能以软刀子杀人。这个把软刀子就是经济，彻底让咸国变成一个经济烂坑。让物价无节制的飞涨，而权贵勋戚依然牢牢把控行政权利和军队。
如此一来，咸国一夜回到旧社会，晋国就不得不背上咸国经济的包袱，一年两年也许不成问题，时常日久十年八年就成了无底洞。届时在舆论鼓噪之下，新政的所谓弊端，也可以转嫁为晋国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要说公孙岳制定该项新政，不可谓煞费苦心，但又有几人能真真看透这一层呢。甚至姜闵这等王公贵胄，看到的也仅仅只是劣质商品大行其道这一层利害关系。
而公孙岳的真正险恶用心，是要制造全国性的民变和经济危机，让晋国自觉自愿的输入财力养活咸国。进而逐步拖垮晋国国力，同时还能笼络咸国内部的权贵勋戚，继续维护咸王的合法统治，可谓是一石多鸟的毒计。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古老游戏，原本是地方诸侯对抗中央集权的经济战争，如今反倒成了政府主动了参与劣质商品的倾销，而受害最大的却是广大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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