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王朝多数情况下都不缺粮，缺粮的是国库和老百姓，国家体制经过百余年演变和腐化，逐渐被权贵和商人，亦或者是资产阶层支持的权贵阶层所把持。
国家的税赋、粮食，以及社会物质暗中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税耗子的手中，而国家的税收逐渐空心化，最终积弱积贫，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最典型案例如明朝末年，各地天灾不断人祸不止，究其原因是人祸加剧了天灾，地方豪强勾结权贵文官集团，霸占军屯隐粮不报，偷税漏税恶意拖欠，以文官集团为首的官僚和地方商人集团垄断了地方经济。
最终致使地方钱款粮草入不了国库，而地方豪强大户强占民田囤粮无数，老百姓失地造成流民，进一步加剧地方底层人口的压迫和苦难，结果是明军无粮一败再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头领揭竿而起，揪住了地方商人集团来了个兜底屠杀，金银粮草尽数据为己有。
要说此等商人集团和豪强就一个字形容，蠢！
但要让既有的腐败权贵既得利益者，放弃他们的财富，甚至捐出他们的财富，显然又是办不到的。
咸国历经公孙岳十数年破坏，富裕阶层早被扫荡一空所剩无几，残存的仅仅是以君主裙带关系为核心的权贵阶层，国家征粮，无不是通过各地的官僚衙门征粮，衙门又哪里得罪得起这些特权阶层和封地领主，去强征他们的囤粮。
咸王当然心知肚明，但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更杀不得，因为他的王位，仍旧需要依靠旧贵族体系的维持，于是明里暗示私下唠嗑，前前后后以摊派的形式，向全国的封地领主和权贵募捐了二十万石粮草，一百多万贯铜钱，金银等物数万，数量甚少。
难道全国的权贵就只有二十万石粮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很多人即便有，也不会拿出真金白银，要他们心甘情愿的认捐，那是痴人说梦。
在如今这个时代背景下，既没有系统性的国家意识，也没有系统性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知，没有民族商人、良心商人一说，即便有，也是社会中下层的商人，在利益和政治鼓动下的冲动行为。
旧贵族封建体制下的君主，归根到底，维系的是君权贵体系的既得利益团体的领袖。也就是说，统治者存在的意义，是通过治理国家和老百姓，为统治阶层的权贵服务。
换而言之，让征老百姓的血汗是天经地义的，让当权者吐钱，是不合情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统治你们是天经地义，让我养你们，凭什么！。
于是权贵统治阶层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老百姓只是获利的工具，这是旧贵族封建体系的典型特征。
当下正处于旧封建贵族体系，向新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动荡，老百姓从最早的奴隶和纯剥削对象，逐渐转变为一种更加保值的生产资料，贵族核心制逐步瓦解，不再是君主主要依附对象，平民阶层随着人口增加，教育的缓慢普及，人才的诞生率最终会超过贵族，届时将获得更多的晋升空间。
如中国春秋向战国转变，便是贵族奴隶封建制度的瓦解，向新封建制度转型的剧烈碰撞。
大量平民阶层进入军队和国家系统，担任更多的职务。同时平民阶层获取更多的自由权利，如奴隶制的消失，田产所有制的进步，就是旧贵族封建体制瓦解的标志。
在此过程中，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和文化碰撞，逐步转型为完全封建制。
而当下是黑巾军打破了既有的利益纽带，和地缘政治关系，巨大的民力基础产生的军事潜力和政治惯性，严重冲击着既有旧贵族体制下的权利依附关系。
如果不推翻既有的权利、政治体系，黑巾军新式生产力关系，产生的巨大积极性，最终将推翻现有一切保守势力的旧贵族体系，这毋庸置疑。
自古以来，推翻政权的不是老百姓，是现有体制，无法适应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化，而导致的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再分配不均引发的各阶层不满，最终的直接体现是农民起义。
当然，安禄山那种是典型的权欲望，引发的封疆大吏反噬和地方割据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唐朝的行政制度，给予地方刺史太过强大的权利，也决定了安禄山事件的必然性。
但归根到底，绝大多数王朝内部的崩塌，仍是财富和利益的分配不均，统治阶层过度压榨了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空间。
公孙岳通过十几年的施政，基本达到了消灭咸大多数国民间富裕阶层，而膨胀权贵阶层，制造底层与统治阶层利益分配不均，激化矛盾的目的。
现在除了都城陔陵和广信，其他郡县的权贵领主，还有几个不依附权贵的独立商人和中产阶层？几乎没有，都被公孙岳给消灭一尽，所以咸国底层老百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抗基础。
而咸国现存的经济潜力，无不是来自于贵族体系维护之下的利益纽带，出于贵族体制维系下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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