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伯泰一席话让百里燕茅塞顿开，钟廷、钟密、钟槐三人均要求一家独大的目的是减少被咸国讹诈的损失，因为咸国与卫国接壤的只有德康郡，因此要获得土地只能一路沿着狭长的走廊割地。如果是一家独大，谈判的底线尺度就小。如果是三家自立，谈判的尺度会大得多。
因为无论最后如何自立，地是三家分，反正是三家分，百里燕完全可以让他三家相互挤压各自内斗，当丧失了军力和时间资源，最后还得是咸国开价，最大限度的割地。
反过来一家独大的新诸侯对梁国同样是潜在威胁，即便只有十个郡县，但紧挨着梁国依然是个巨大威胁，因此梁国绝不容许一家独大的诸侯安卧榻侧，于是钟廷、钟密、钟槐三人与梁国交涉内容与咸国截然相反，目的依然是避免被梁国所讹诈。
由于是三人分地，以现在咸国占领下的土地走向，无论怎么分，一定有一个新诸侯不与梁国接壤，而只有一个诸侯与咸国接壤，因此梁国只能最大程度讹诈两个新兴诸侯，对另一个却无计可施。
而同时由于卫国与咸国谈的差不多，乃至已经达成协议，咸国分走了卫国一些土地，剩下能分的必然有限，这里就牵扯到底线问题。底线不是没有下线，再多的成果都是有限度，不可能无限制讹诈，谁先分果子谁收益最大，最后分的肯定最少。
且卫国军事上的被动来自于咸国，一旦达成和解，军事上的解套必然形成政治上的松绑，一旦卫国缓过神来，对梁国十分不利，晋国在西海出兵的外在条件将可能不复存在，咸国的军事威胁也将荡然无存。
没有了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约束，梁国便无法对卫国形成威胁和施压，从而讹诈。同时卫国如不解体，威胁更大。因此梁国只能同意三王自立，且尽快完成谈判，否则卫国极可能放弃三王自立的条件，乃至失去此前已经到手的肥肉。
由此可见卫国的算计非常高明，利用外交谈判的秘密性，隔绝了诸侯间的信息，纵然咸国谍报发达，御客神通广大，也并不能及时且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小范围内的绝密信息。
由此又带来第此前的二个问题，由于信息获和传递的滞后性，在窥破秘密之前，百里燕现在只能被动接受卫国、梁国算计好的剧本套路，而且由于算计的非常精密，即便已经窥破秘密，可选的余地却很少。
因此当卫国提出自立的时候，百里燕已经开始被动，因为军事动武压迫的条件已不具备，等待他得到消息，乃至通过外在的表征发现这一计划时，战略全局和国内调整留给他的时间也所剩不多，所以卫国的计谋不得不说极为高明。
曾几何时百里燕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前世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和技术优势，面对三千年差距的文明，无论智力还是能力都应该拥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但近十几年的种种实践中不难发现，这“古人”与现代人在智力上并无差异，甚至自己往往陷入到超前误区中，被错误的理念所诱导。
而且政治层面上几乎没有涉及科学技术的层面，所有的创新无不来自于理念的更新，而政治理念的变化又必须一定程度上遵循既有的政治格局，不可能像科学技术一样，一项发明改变整个世界，随性所欲的改变既有政治框架。
因此现代政治原则并不能完全牵强附会套用于当下的政治行为准则，即便再如何创造概念，当下的政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土地和圈子利益。而涉及到这个两个层面，可选择的现代政治手段又相对有限的多。
所以百里燕总结的办法是以战争迫使政治谈判，放弃部分土地，换取经济上的渗透。
如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消化占领的土地，同时通过经济渗透和现代商品模式，进一步控制更大的市场，让咸国变成核心生产中心，从而从经济上控制诸侯。
当本土足够大，人口足够多，科学极为发达，军力空前强大时，最后必然形成全部利益围绕咸国展开，诸侯经济只能变成的附庸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经济上统一版图，进而倒逼政治统一，同时以先进军队施加压力，以达到彻底统一中原诸侯的目的。
这个过程时间跨度三十至五十年，算上前期发展的二十多年，大致需要七十年，时间虽然长，但痛苦最小，伤亡最少，最后的政治局面最好。
由此避免了秦始皇瞬统中国，造成了政治弊端和既有利益群体诛灭后的政治势力真空，带来的重新洗牌的负面效应。
此时的中原格局与秦一统中国相似处颇多，不同的是现在中原的版图更大，视野放大到了全球，北有腋目南有金雪狄，与秦一统中原后北有匈奴南有岭南百越诸部的严峻局面相同，甚至现在的局面比秦一统中国更严峻，面对内忧外患之下，贸然推动政治、军事上的暴走，其结果不会比秦一统中国更好。
当然，秦始皇与当下的时代背景力量对比，乃至科学技术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却是当下各国诸侯的政治力量依然顽固，人才远比秦一统中国时更多，在位当权的各国政治集团庸才少而能人多，如果技术、经济、内政在同一水平，人才又不占优势，秦是很难一统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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