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团体之中，主动谋事、想事、做事的人其实是少数，尽扯蛋不干正事的也是少数，随大流只做事不谋事的才是主流。
优秀的团体里主动做事的人相对多一点，扯蛋的人要少一点，随大流的就会积极一点，而糟糕的团体则刚好相反。
徐泽在河北两路出巡一圈后，立即驱逐范致虚、邓洵仁、刘豫等朽官，又走朝廷渠道调来一批想做事能做事的年轻官员，立即为河北两路官场注入了活力。
同时，其人指示还吏曹调整了部分官员考绩指标，使之更契合河北的实际。
如此以来，河北两路疲沓的官场风气为之一转，初步具备了落实同舟社新政策的吏治基础。
在此基础上，徐泽才命令培训完毕的共建会骨干返回各地建设基层组织。
磨刀不误砍柴工，河北两路共建会起步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但进展并不慢。
实际上，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
同舟社在河北两路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改革阶段，仅仅是结合夏税收缴对各地人口和账面田产进行核查，就因为侵犯了部分地主的潜在利益而遭到抵制。
这些人自然不敢明着对抗，但散播谣言，背地里说坏话等手段却驾轻就熟。
“祖祖辈辈没搞共建会，也照样种田照样吃饭，乡里乡亲，谁不识得谁，干嘛要入这个会？”
“造反也得吃饭，同舟社进了河北不还是要收粮，入会有什么好？等以后共建会拿着册子收粮拉夫的时候，有你们后悔的！”
“什么共建会，分明就是砍脑壳会，朝廷打回来，入会的个个要砍脑壳。”
乡村是宗法社会，大部分村子都和史家村、康家庄差不多，地主和佃户多有亲戚甚至血缘关系，基本是斩不断理还乱。
上户对下户的打压，地主对佃户的剥削，赤裸裸地来的并不多，大多手段隐蔽，且符合此时的刑律人情。
乡绅们也不是只进不出的，铺桥修路、救济孤寡之类的公益上同样没少做，这让他们多了一层伪善的外衣，说话也更有煽动性。
这就是同舟社以小吞大，一次性接手百余县的弊端，缺少大范围战争对反对势力的涤荡和震慑，底层组织的建设就缺少一些“战斗力”。
好在徐泽早有准备，朝廷转运河北的物资分配到各府州后，他便拿出部分钱粮，作为官府补贴，用于各地共建会组织的农业基础、水利工程、道路管网等项目建设。
加入共建会的百姓通过务工，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在日新月异，朴实的百姓对这个全新组织的认同度也迅速提高，渐渐愿意讲真话了。
法曹则趁机入手，狠狠惩治了一批劣迹斑斑，民怨极重的上户，进一步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展露了同舟社随时都能掀桌子的反贼属性，有效震慑了反对势力。
随着管理的触角逐渐延伸至社会最底层，各地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同舟社终于实现了对河北两路的名义掌控到有效管理的过渡。
各地步入正轨后，徐泽暂时没有出巡计划，而是留在大名府，除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公务外，主要是集中精力举办军官轮训。
牛皋、李逵、武松各自负责方向的旧军队整编计划已经通过审核，正逐步展开整编。
当然不可能如李逵初步计划中的“一条龙”形式，由他们整编到底。
士卒整训由各军（徐泽已经授予牛皋、李逵、武松三人代理军正之职）教导营自行组织，但营以上军官必须集中到大名府，接受社首亲自组织的轮训。
此举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在扩编过程中出现军队私有化和上下级人身依附问题，还有军队战斗力方面的深远考虑。
徐泽计划整训之后的各部队更戍，也要跨“军区”调动。
并且，不会继续维持赵宋这种撒胡椒面的做法，搞得到处都有军队，结果到处都不能打。
这种力量分散的驻军模式，明面上是让各军分散就食，以减少粮草转运的损耗和国家军费负担。
真正的原因所有人都清楚，就是怕军队造反。
赵宋除了京畿集中驻守皇帝的“亲卫兵马”殿前司外（实际也是打散到京畿各州县），各地都有军队，以相互制衡。
而且，一个“军”之下的各指挥还要分置全国，各路州的“将”也是由各军不同的指挥混编，导致军队组织体系非常混乱。
即便要打仗了，临时组建军队大编制，也不可能出现某军都指挥使指挥自己那一军的情况，还是武卫、宣毅、保捷之类的一堆指挥混编。
这种模式确实有效限制了军队造反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军队不再成为整体，失去了应有的组织度，在应对大规模战争和叛乱时非常笨拙和无力。
这才是赵宋军队不能打仗，尤其是不能打大仗的根本原因。
赵宋河北驻军编制三十万，实际十三万不到，徐泽计划初步整编十个师，加上已有的十三个师（海军未列入），总兵力十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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