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刚刚带着主力离开归信县，就收到了时迁上报抓获左弓企的消息。
其人在之前的谈判中故意刺激左企弓，当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而故意羞辱辽人使者。
其实，此举是别有深意。
不同于对同根同源的赵宋地盘进行接收，同舟社对辽国的征服要复杂得多。
攻守双方既是敌我矛盾，也有历史纠纷，又涉及到民族和文化冲突，还有第三方势力窥伺一旁，情况非常复杂。
燕云地区虽以汉人居多，但沦为辽地近两百年，境内胡风炽烈。
大部分百姓遵循游牧民族的生存法则，畏威而不怀德。
虽然在北伐之前，同舟社就已经预备了大量的救济粮，以期快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燕云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基础。
但在展露同舟社的菩萨心肠之前，必须先施以霹雳手段。
只有让的燕云百姓知道同舟社是远胜于契丹人和女直人的恐怖存在，这些人才会真心敬畏同舟社的一切规矩，主动接受社会变革。
所以，徐泽才会极其强硬地给左企弓实际只有一条选择的两条选择，直接封死谈判的口子，不给北辽政权任何回旋的余地。
其目的就是为了逼迫北辽君臣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下，放手发动军民与侵略者背水一战。
正所谓不破不立。
只有在正面战场上干脆利落地击败了辽国深入动员的大军，才能让惯于服从强者的辽人迅速接受同舟社入主辽地的事实。
也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涤荡辽国南京道内的陈腐势力，战争结束后，同舟社才能更快更高效地完成本地治理和消化。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被北伐军驱赶着脚后跟亡命狂奔的北辽使者。
得知只是左企弓被抓，副使已经提前与其分道并向燕京赶去后，徐泽便安排人手将左企弓送回归信县看押。
大战已经开始，他没时间也没心思跟垂垂老矣的北辽使者斗什么心眼。
辽国归义县。
常胜军（原怨军）彪官张令徽立在城头，看着城外早已经超过了五千，却仍在不断汇集的同军兵马，脸色凝重得几乎滴得出水来。
这一战，到底要不要打？
早在一个月前，同军斥候就越过两国边境，开始击杀辽军探马。
涿州是怨军的防区，这些从辽东死人堆里爬出来，又经历了数年抗金战火考验的“精锐”辽军自然不会在这些打上门来的敌人面前犯怂。
论骑术，怨军探马与同军斥候不分伯仲；
论敢于亡命搏杀，双方将士也是半斤八两；
但二者一交手，高下立叛。
相对于怨军探马突出个人武勇秀花活，同军斥候更注重整体作战。
一个斥候小队就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单元，不仅分工明确，而且武器齐全，长枪短刃角弓小弩等等，应有尽有，远近皆宜，还人人披甲（皮甲）。
即便与金人仆从军的探马交战也能打得有来有回的怨军探马，面对同军斥候小队时却被压着打。
几次小规模的冲突接连落败后，怨军探马自知不敌，主动缩小了己方活动圈。
但同军斥候却得势不饶人，步步紧逼，进一步挤压怨军探马的活动圈。
彪官张令徽无奈，只能指示麾下尝试设伏。
不知为何，伏击竟然被同军斥候小队提前发现，很快就召来了本方的接应部队。
双方的组织度不在一个层次上，小规模的冲突就已经拉开了差距，人数更多的交战更是一面倒。
怨军作战凶猛归凶猛，但能够承受伤亡的上限极低，伤亡率刚刚超过两成，出城伏击的怨军军士就亡命而逃。
幸好张令徽接应及时，才避免了设伏部队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那以后，怨军探马便再不敢招惹同军斥候，几乎是见着就跑。
同军斥候继续步步紧逼，一直逼近到归义县三里范围以内。
归义县城中的怨军则龟缩城中，再不敢派探马出城。
面对这种极为被动的局面，彪官张令徽曾向驻守在涿州治所范阳县中的怨军军帅郭药师求援过。
但彼时天祚皇帝刚刚率部逃跑，南京道到处都在谣传金人即将南下，燕京城中已经是一片混乱，根本无人顾及涿州这里。
郭药师出于种种顾虑，并不想跟同舟社撕破脸皮，由是没有派来援军。
其人只是命令张令徽严守城池，再不可出城与敌军浪战。
要了解一军之帅的郭药师为何大敌当前还会小心思，就得了解怨军的建军史。
怨军是什么？
怨军不是军。
怨军只是一群天不收地不养的无根之人！
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渤海人高永昌趁着辽国大乱，杀东京留守萧保先，据辽阳府自立，僭号大元皇帝。
彼时，天祚帝正被女直人叛乱和耶律章奴谋反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抽不出大军来对付高永昌，只能派沈州人南府宰相张琳回沈州主持讨逆战局。
张琳刚到沈州时，手中仅有几百战心士气皆无的辽军，根本无法应对高逆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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