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很快就送来笔墨，徐泽当即挥毫泼墨。
其人穿越到这方世界十一年，一直都没有放松学习，早就能写一手好字。
与赵佶、蔡京这些当世名家自是没法比，但融入了后世钢笔技巧的书法也算是自成一家，不输一般老儒了。
完颜宗弼拿上封装好的题字后，就辞行匆匆返回金国。
徐泽则下旨燕西路和河东路两个巡抚使司，正式启动对夏攻略。
同时，朝廷还向夏国派出使者，宣告同金盟约，劝谕夏人正视同金联盟的利益，立即退出擅自占领的河清军以东土地。
夏人不顾金国的警告擅自介入金辽之战，不仅正面对抗金军，还窃取“本该”同金共有的土地，按照同金两国同盟协议就可以对其予以惩戒。
但此时毕竟不是信息高度发达的后世，同金两国不刻意宣扬的话，第三方的夏国不可能知道本国挥水摸鱼的举动还会召来大同严厉打击。
大国做事当有大气魄，大同自不可能搞不教而诛的突然袭击，即使要出兵打击夏国，也得先将外交程序走到。
好吧，真实的原因是朝廷协调燕西、河东两路进入战斗状态需要时间。
此时又正是豆类作物夏收的季节，打仗也不能耽误农时盲目大面积征发民夫。
更重要的是夏国这种国家一穷二白，只剩下烂命一条，真逼急了反而韧性极强，即使打不赢也会三天两头越境骚扰，烦不胜烦。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夏人确实不愿意同时开罪大同和大金两国。
但大同既然非要跳出来堵死夏国的扩张方向，完全不给夏人活路，那就要做好其国发疯反扑的准备。
所以，徐泽的计划提前通知夏人，给他们留出时间做足准备。
要么不打，要打就一仗让其国输得明明白白，免得以后反复折腾。
实际上，国小民贫的夏人并不是一根筋，其国的外交策其实很灵活。
夏国当代国主李乾顺幼年即位，内有太后梁氏摄政揽权，外有宋人步步紧逼，国力日衰却无所作为。
永安二年（公元1099年），辽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失人心，遂遣人至夏，鸩杀梁太后，命时年十六岁的李乾顺亲政。
李乾顺虽恨母后擅权，但也恐惧于本国受制于辽，就连摄政太后都逃脱不了辽人想杀就能杀掉的被动局面。
其人亲政后，便多次遣使入宋请和，以求借宋抑辽，争取国政的独立。
彼时，大宋已经取得横山诸部，对夏战略上处于攻势，自不会再给这个百年顽敌喘息之机，宋廷不仅拒绝了李乾顺的请和，还多次举兵伐夏，打得夏军节节败退。
面对亡国之危，李乾顺只得抛弃幻想，转而抱紧辽国的大腿，两次遣使向辽求援，才堪堪免于亡国的命运。
随后，为了加强与辽国的关系，其人又向已经即位的天祚帝请婚，得赐成安公主耶律南仙（实际是宗女）。
耶律南仙嫁给李乾顺后，生子李仁爱，被立为太子，地位比较稳固。
正常情况下，只待李乾顺归西，李仁爱便可以顺利即位。
然后，继续维系辽夏两国的宗藩关系。
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实际上夏国的王位传承偏偏很少有“正常情况”，反而多次伴随着腥风血雨。
原因却不是夏人野性未脱形如禽兽，而是由其国的政治特点决定的。
夏国虽然建国百余年，但封建化极不彻底，仍保留着很多党项部落时代的旧俗。
并不是夏国统治者看不到这些问题不想进行改革，而是其国的内外部压力极大，始终不具备彻底改革的条件。
像夏这种处在宋、辽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动辄就要举国动员应对大国对其发动的灭国之战，是没有资格完全封建化的。
既小又穷的夏国唯有依附于某一大国方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艰难维系国祚。
但过于依赖大国的庇护就会失去本国的独立主权，以至于统治者的小命都可以操纵与大国之手。
要想摆脱大国控制独立发展，就不能一直依附于某一国，朝宋暮辽，在两国之间反复横挑乃是常规操作。
国政的摇摆反映在朝堂上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亲宋派和亲辽派的路线之争，而王位更替时，这种斗争就会更激烈。
两派虽然名为亲宋、亲辽，但真正为了宋、辽利益的臣子绝对是少数，更多的人不过是因为亲宋、亲辽的政策影响其切身利益而已。
毫无疑问，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夏国朝堂亲辽派占据了上风。
而在宗主国爆发内乱，大辽被反叛的女直人打得快要灭国了，夏国朝堂的争斗也逐渐升级，救辽还是不救就是其中的焦点。
李乾顺掌权二十多年，已经相当老辣，自然能看透这些表象背后的本质。
就其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什么亲宋或亲辽，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持嵬名氏（夏景宗李元昊称帝后改皇族姓为嵬名）的传承。
辽国强盛夏国就别想独立，但辽国迅速灭亡，夏国失去了庇护也同样危险，要死不活的辽国才符合夏国和嵬名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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