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宋朝廷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能处理好因兵败而造成的人心浮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整顿内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大同开战的借口。
收到河东宣抚使司急报，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务必要办好归来人之事，万不可给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天子就差挑明了说河东路的安稳直接决定大宋的国运，王宣抚若是完不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就是致大宋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历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几个之前应对同军南侵时最积极主动下令屠杀归来人的文武官员，作为“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上奏朝廷。
显而易见，此举不仅起不到整治官场风气的作用，还会寒了忠臣义士之心。
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却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卖，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还有谁敢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但大宋别无选择，明知饮鸩止渴，也得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关键时刻，老迈的公相鲁国公蔡京站了出来，说出了宰执们的心声：真要杀人也只能杀武将，绝不能杀文官。
当年神宗皇帝面对的棘手问题，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远胜其父，诸宰执的威望和气节又远远比不了蔡确、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坚持文武都要杀，众宰执也不敢硬顶。
有头脑聪明的臣子献了一条两全之计：找几个死囚，砍掉他们的脑袋，用来冒充这些犯事官员的首级交给大同应付差事。
待风声过去，再将这些官员迁往他处任职。
如此一来，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这条建议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认可，可太傅王黼却提出反对意见：
大同治下颇多大宋的降官，张叔夜、张孝纯、王禀、折可求、郭仲恂、贺权等人皆熟悉河东路的情况，以死囚的脑袋替代官员首级绝对瞒不住大同朝廷。
此计一旦被识破，诸位可做好了接受正乾皇帝怒火的准备？
王黼一句话便将众臣问哑了火，再没人敢耍小心思。
确定必须杀人才能息兵后，教主道君皇帝只能再派专使入河东路。
很快，相关涉事文官因“自杀”而逃过了刑戮加身，而几个武臣则被明正典刑。
将这些首级交给大同查验之后，大宋总算换来了友邦的宽容。
但经历此事后，河东路文武却彻底寒了心。
这些人开始对朝廷的诏令阳奉阴违，并争相私通大同，还自发地将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给架了起来。
王宣抚也不是瞎子，其人见属僚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自知再待下去极有可能会有性命之危，只能接连向朝廷上奏，反映河东路的严峻形势，以求早日脱身。
但大宋还没有做好再次面对大同的准备，教主道君皇帝不敢这么早就放弃河东，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王安中，只能就这么干耗着。
这一等，便等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的公文。
随公文送达的，还有一份厚达一千多页的附件，密密麻麻地记载着遗落宋境的归来人原籍、社会关系、最终去向、相关见证人等信息。
很明显，大同这一次有备而来，如果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问题的关键是河东路招诱南下的辽人陆陆续续早超过了十万之巨，除了极少数主家花了钱不愿放走的婢女还可以查证外，其余人根本无从查起。
因为，大宋在这场招徕流民的运动中，从头至尾就是一笔糊涂账。
就算最负责任的州县官员也只登记了进出辖区归来人的大概数量而已，至于这些人的具体信息，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有没有人多次入境等等，根本就没人关心。
而且，就算当初登记了所有归来人的信息也没用。
最初临阵倒戈的代、忻等州归来人自不必说，其余大部分死在了各地有组织的报复性屠杀中，或者因各种原因失踪，被当地官员遣送离境的还不到两成。
初步估计，前前后后死于冻饿、冲突和屠杀，以及其他各种意外失踪的归来人至少有五万人。
实话说，死在河东路的归来人虽多，但这个数据一点都不吓人。
在这个时代，在波及数路的大规模灾荒战乱面前，分散在几十个州县中的数万人口死于非命这件事，真算不了啥。
须知道，就在七年前的政和七年，黄河决堤，造成河北路河间府、永静军、沧州、清州、霸州、莫州、信安军等府军（州）遭受洪水摧残，百姓死伤无数。
但这次严重的大洪灾，大宋的史官也只是以“民死者百余万”一笔带过。
而河东路这些失去故国的流民更没有“人权”，正常情况下，就算死绝了，史官连一笔带过的笔墨都不会浪费，也没人真正关心这些消失的人命。
但当标榜“受命于民，即承护民之责，凡肆意欺凌大同百姓者，必承受大同朝廷之怒火，虽远必诛”的大同帝国介入此事后，就没人敢再无视这些血淋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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