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其人在相州待不住了，只能偷越国界，辗转逃入河东路泽州境内聚众为盗。
孔彦舟仿佛天生就是吃盗匪这碗饭的，很快就闯出了名声，逐渐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接连收拢了数百亡命之徒。
不仅如此，其人还极善审时度势。
山寨做大后，补给越来越难，孔彦舟抓住了官军屡次败于同军，河东路兵力空虚的好时机，主动下山接受招安，一举洗白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李成带兵入泽州，境内谣言四起。
孔彦舟敏锐意识到干大事的机会来了，又主动投靠李成，并协助后者除掉了几名泽州军官以吃下他们的部队。
李成能够在泽州快速扩充实力并打下相对坚实的基础，孔彦舟功不可没，其人也因此“大功”，小小年纪就得了李成的倚重。
傅庆则是卫州本地窑户，成长经历与李成有几分相似。
同军控制河北路后，原本护卫京畿的卫州一下就成了前线重地。
为应对同军强大的压力，朝廷在怀、卫、滑三州和安利军大肆招募效用士。
傅庆便是那时应征入伍，之后便展现了敢于亡命的天赋，多次执行别人不敢执行的侦察任务，逐渐在卫州宋军士卒中积累了不小的名气。
李成驱逐怀州兵马进入卫州后故技重施，逐步控制两州的官军，此举自然遭到了部分军官的强烈抵制。
傅庆审时度势，认为李成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果断抓住机会，鼓动士兵以讨赏为由向各部的军官施加压力，帮助李成顺利掌控两州部队而被后者委以重用。
这几年，大宋屡屡败于大同，国势急剧衰落，对内的压榨却越发严酷。
而各地文武官员经历中山府陈遘、代州郭仲恂等事后，也逐渐认清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凉薄，尽皆选择明哲保身。
当官的不管事，地方上匪夷所思之事便层出不穷，头脑稍微聪明点的人都能看出大宋亡国迹象尽显，野心之辈的机会已经来临。
孔彦舟、傅庆等人能力皆不及李成，野心也稍逊，却都清楚赵宋这艘破船就快要沉了，而李成则是符合他们期待的新船长。
尽管后者这艘小船也很破，但至少能载他们一程，先过了眼前这个阶段再说。
得众好汉相助，李成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掌控上万兵马，能不能打暂且不论，至少做到了号令基本统一。
赵宋朝廷发现卫州“数万大军”隐隐失控后也慌了神，一套加官进爵的老套路下来，反让李成、孔彦舟、傅庆等人愈发看清了朝廷的软弱。
因而，即便以王黼太傅楚国公之尊，要想由卫州渡河，也得经李捉讨的同意才行。
幸好王太傅别的本事没得，见风色的本领却是一等一的，发现获嘉县形势不对后，果断收起自己的官威，老实等待李成的放行命令。
李成是个很善于学习的人，他从大同正乾皇帝的起家史中得到了启发，很清楚借势而为和拥兵自重的重要性。
其人只是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大肆扩充实力，以备即将开启的天下大乱中大展拳脚，并不是樊瑞、方腊之流看到点苗头就跳出来作死的无脑莽夫。
因而，得知朝廷使团要求过境时，李成立即赶赴获嘉县，拿出当初侍奉王安中的态度，亲自护送使团由新乡县渡过黄河。
有惊无险地回到开封府，得到了更多消息，王黼等人方才知道这段时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
仅仅是大同正乾皇帝巡游河东北路，同军都没有正式发动进攻，大宋王朝便风雨飘摇，亡国之相尽显。
因隆德府兵变传言而导致的泽州百姓逃荒大潮，已经波及京西北路孟州、河北西路怀州、卫州等地，只是朝廷要解决的众多棘手大事之一。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怀州百姓大逃荒的背后，竟然还有教主道君皇帝的一份“功劳”。
隆德府兵变发生后，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根据部将李成的建议，及时派快马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赵宋王朝面对大同帝国（同舟社）始终处于下风，这些年一再经历出现突发事件，多少也锻炼了赵佶等人的神经。
在朝堂乱作一团中，天子居然还能想起自己的宠臣——两个月前因父丧丁忧在家的怀州籍尚书左丞李邦彦（王安中出职隆德府后，赵佶晋李邦彦为尚书左丞）。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下诏永兴军路、京西路、京畿路、河北西路、淮南东路等地加强戒备，以应对河东路失控后的危急形势。
一面又向怀州派出专使，以国难当头需重臣辅佐为由，对尚未满丁忧期的李相公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怀州李氏商贾之家却出了李邦彦这个如此得天子宠信的相公，自然倍受人关注，李邦彦被天子夺情，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很多人。
好巧不巧的是，其人回京复职时，泽州大逃荒的百姓正好逃到了河内县。
两件事扯在一起，很难让人不怀疑朝廷早知道隆德府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故意瞒着怀州的愚民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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