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行程推算，使团已经赶到河东路，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没有见到正乾皇帝。
就算赶得巧，王黼在泽州就见到了正乾皇帝，后者也答应出兵帮大宋平乱，可时间太短，同军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兵力调动。
以此推测，同军对怀州和安利军的进攻肯定不是大同帝国的履约行为。
同宋两国是敌非友，对同军的任何意外的军事行动，赵宋君臣都极度紧张。
同军对怀州、安利军等地接连发起的攻击时机太巧，赵佶等人不清楚究竟是李成谎报军情，还是大同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入侵前兆。
但以其国对大同的战略被动和屡战屡败，赵宋君臣同样不敢赌。
赵佶等人只能一面焦急等待使团传回的消息，一面收缩兵力于东京城，并做好应对最危急局面的准备。
仅仅两日后，形势再度发生变化。
这次是滑州传来的急奏：
状告驻守河北的李成未得朝廷调令，擅自率数千兵马连夜渡过黄河进入滑州白马县，前去阻拦的滑州兵马不敌，反被乱军缴械。
随后，已经率部穿越滑州进入兴仁府境内的李成也上了急奏。
汇报其部在怀州、卫州和安利军抵抗强敌不退，数次血战致本部兵马三去其二，朝廷的援军却迟迟没有到来，因寡不敌众，其部只能战略转移，以作休整。
与此同时，酸枣县也上奏了大量溃兵、百姓私渡黄河入境的情况。
经溃兵证实，李成到卫州后确实与同军有过交战，开德府同军也的确攻进了安利军，并一直打到了黎阳城下。
不过，士兵们溃逃的原因却不是战败，而是李成及其嫡系人马失去踪迹，大军失去弹压而自行崩解。
一连串的急奏打乱了赵宋朝廷的全盘计划，借同灭李的计划就此落空。
但摆在赵宋朝廷面前的难题却不是调查安利军大战的真相，而是如何应对李成遁入兴中府的严重后果。
李成的危害来自于流窜，其部一路散布流言，已经接连祸害了河东路、京西路（孟州、滑州皆隶属于京西北路）、京畿路和京东西路，破坏力极大。
若是再放其人进入淮南东路，甚至窜至江南，后果将不堪设想。
教主道君皇帝急忙派出使者传诏李成，好言安抚其人，并命其部就地休整。
同时，又暗中调集各地兵马，以阻截乱军继续流窜。
恰在此时，王黼率领的使团回到开封府，带回了正乾皇帝遵守前约，并没有本国的动乱而再增加任何议和条款的好消息。
而河北方向，同军占领怀州、卫州、安利军后，就开始清剿境内为非作歹的散兵游勇，整顿三地社会秩序，并没有搜集战船渡河南下的迹象。
正乾皇帝严守议和协议，并没有因为李成出逃而借机命同军追入大宋境内，让紧张不已的赵宋君臣松了一大口气。
但同军毕竟已经控制住了紧挨开封府的卫州，让赵宋的首都直接暴露在大同帝国的兵锋下，又使得十余万宋军精锐兵马困守开封府不敢轻举妄动。
如此形势下，赵宋王朝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变得束手束脚。
表现在阻截李成部乱军上就显得非常笨拙，以至于乱军在兴仁府如入无人之境，竟然又一路向南，逃到了南京应天府境内。
实际上，无论兴仁府，还是应天府，赵宋朝廷之前都部署有很多兵马。
可这些军队依托众多的烽堡，主要作战方向是从东攻来的京东路同军，而不是由北向南逃窜的乱军。
兴仁府守军于宛亭县和五丈河两次拦住了乱军，但都被李成轻易冲破阻绝。
原因很简单，朝廷害怕真逼反了李成，对其部的定位非常模糊，仍承认李成部兵马属于大宋禁军序列，也没有剥夺其人的官职。
反倒是李成目标明确，行动果决，一路穿州过县只顾闷头行军，似乎没有举反旗割据一方的想法，可若是遇到朝廷兵马敢于阻截，其人又会毫不犹豫发动攻击。
离开卫州时，李成就从近两万大军中挑选出了六千嫡系人马。
人员精简，不仅意味着兵员更加精锐，武器装备同样全面更新，其人还集中这一路搜刮的马骡驴车，使得部队的机动力大大提升。
如此一来，其部变少后，战斗力和机动能力反而远超一般禁军。
而通过行军和不断的胜利，乱军的精神面貌和作战意志一天一个新台阶。
进入应天府后，李成于楚丘县再次击败了朝廷的阻截军队，缴获大量辎重补给。
稍作调整后，其人带着乱军向着应天府治所宋城进发。
其部虽然还没有公开举起反旗，但以李成为首的乱军团队意识已经在接连的胜利中逐渐形成。
眼见就要逼反李成，赵宋君臣也终于意识到朝廷之前的应对严重失误。
仓促之间拦住李成已经不可能了，若是真逼反了其人，让李成打下了宋城控制应天府截断东南漕运，朝廷除了再次请动同军助剿将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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