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同朝廷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结合航海技术的革新迭代，不断缩短海贸线路的规定航行时间，逐步压榨——
咳——
逐步激励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资”航海技术革新，最终让华夏变成这个时空的航海技术狂魔。
事实证明，“饶税”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税总额当年就涨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还有一点意外之喜：原本为漕运而专门设置的保险社业务也摆脱了一直不温不火的局面，因为“饶税”改革迎来了大发展。
凭此功绩，郭易简成功简在帝心，不仅正式进入大同官僚体系，还登上了高位。
但正乾皇帝对明州官场的调整不仅仅是酬功，还有同宋两国大战略的考虑。
相继丢掉河东和河北两路的缓冲地带后，直面同军兵锋的开封府已经不再适合做首都，赵宋王朝迁都势在必行。
而之前隆德府兵变引发的泽、怀、孟等州百姓大逃荒也让徐泽意识到腐朽的赵宋王朝很有可能守不住当前的烂摊子。
为了应对赵宋朝廷突然崩溃导致的混乱局面，大同帝国必须加快对赵宋后方的江南诸路渗透力度。
在之前河东危机引发的两国议和中，徐泽便加上了赵宋须开放泉州、福州、广州等贸易港口的条款。
当然，正乾皇帝是个讲究吃相的雅人，不会白要赵宋王朝的好处。
作为回馈，大同帝国愿意向宋籍海商批量提供最新的民用商船。
不同于追逐利润的大同海商，缺乏安全感的赵宋君臣早就垂涎大同先进的海船，有这种好事自然不会放弃。
而徐泽的初衷，本就是倒逼国内更换新船不积极的远洋海商——你们对新式商船的积极性不高，总有积极性高的人。
相比较而言，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显然更加高明。
不过，徐泽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赵宋航海业的“扶持”。
反正这些产业最终都会是大同的，王者当心怀天下，就不要有这些门户之见了。
好吧，真实原因是如其让赵宋自己花钱乱摸索新技术，还不如直接卖船给他们让大同赚这笔钱，顺便摧毁赵宋的造船业。
而且，大同对赵宋的港口控制也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手段。
随新任知明州事李石一起南下的，还有一支大同帝国的海军分舰队，对外宣称的任务是护送新任知明州事李石南下，并接老知州郭易简回京述职再赴新任。
但大同帝国一次性出动大小战船八十余艘，显然不可能只执行这么简单的任务。
实际上，随郭易简返回塘沽港的战舰仅有六艘，剩余的战舰则全部停泊于昌国县王英带人新开辟的军港之中。
而随后月余时间，大同帝国又陆续向明州昌国港派来数支小舰队。
不过，徐泽并没有因此而组建新的舰队。
大同帝国全取燕平和辽西走廊后，除了东京道的耀州和辰州两地，原本大辽帝国的不冻港全部纳入大同海军的掌控之下。
有同金两国盟约的限制，金国既不敢挑战大同的海上霸权，也是真的没有实力和技术发展海军。
如此一来，大同四大舰队中编制最庞大的渤海舰队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继续在渤海保留庞大的舰队就是极大的浪费。
而随着大同对日本和高丽事务的深度介入，一再拉偏架的结果就是两国政治结构产生了严重裂痕，内部纷争不断。
高丽国主王楷登基时仅十三岁，治国大权由其外公李资谦独揽。
但李资谦显然不满足“专制国命”的地位，还想更进一步，开京的街巷中已经在流传“十八子（李）将王”的谶语了。
为了达到谋朝篡位的目的，其人一面紧傍大同帝国不断出卖本国的利益，一面抓紧时间在朝堂内外安插亲信。
由此，又导致其国政局更加紧张。
但在同军的强大压力下，高丽的内部矛盾目前还捂得很紧，主要表现为统治高层的权力斗争，多方力量都要看大同帝国的眼色行事，暂时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
高丽东面的日本则完全不一样，白河法皇多年来肆意操纵权柄，导致其国新旧贵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只差合适的时机爆发而已。
其国内部各整治势力获得大同帝国的“真诚帮助”后，均感到自身实力已壮，从开始试探到大打出手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结果，各方自然是越打越起真火。
以中原王朝的眼光看，日本国内的战争冲突规模还很有限，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大同兵甲物美价廉犀利无双。
战后，各方的订单大增。
为了增加本方的胜算和战争潜力，中场休息时间，日本各势力一面挖空心思压榨治下百姓，一面又极力拉拢新的盟友，使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高丽和日本均属于大同黄海都护府管辖范围内，两国相继陷入内乱之中，各方势力想尽办法巴结大同帝国，以获取额外的战争潜力，对外的威胁性急剧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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